故宫何以藏了这批康熙、雍正等清帝吉服读书像(7)

四避暑山庄供奉吉服读书御容探讨

京城景山寿皇殿是清代供奉、收藏帝后御容之所，民国十九年（1930）的《故宫周刊》中曾刊登了晚清寿皇殿内屏风上悬挂供奉清代帝后御容的影像，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屏风上悬挂的是帝后朝服像〔图十〕。那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供奉先帝御容时为何不同样选择朝服像，而特地命宫廷画师绘制这种既有生活气息又不失庄重威严的皇帝画像呢？这或与两地供奉及瞻礼御容的性质不同有关：景山寿皇殿是清皇室对于家族祖宗的祭祀，需要绝对的庄严，因此供奉的是朝服像。避暑山庄永佑寺则更突出乾隆皇帝作为子孙对于祖父及父亲的敬重与思念，更具私人性，因此供奉相对生活化的吉服读书像。

〔图十〕晚清景山寿皇殿内老照片

首先是瞻礼御容御制诗的创作。每年元旦皇帝要在众王公的随行下亲诣寿皇殿，献磁器笾豆供品，上香行礼，作乐，献帛爵。除夕和初二日皇子需轮班行礼。之于皇帝，在寿皇殿祭祀御容瞻礼，是带领皇室子孙在家庙中对家族祖宗的祭拜，是种礼制性行为，因而要悬挂类似帝后“标准像”的朝服像。这种严肃性还体现在御容瞻礼御制诗的创作上，如乾隆帝以寿皇殿为题目仅作《重建寿皇殿碑记》一文， 文章体例严谨，辞藻华丽。

但永佑寺瞻礼就不同了，乾隆帝创作永佑寺瞻礼诗有37首，而他的继任者嘉庆帝所作永佑寺瞻礼诗更多达46首。乾隆帝这些御制诗的内容并非空洞的礼赞，更像是至亲之间的对话，反映出皇帝的喜悦与悲伤，自豪与惶恐。这其中既有如《永佑寺瞻拜神御作》所谓：“乐利男耕将女织，昭回水态与山光。年年万树宴新附，敢曰能承少谢蘉。”表达国泰民安、海内祥和，向父祖神御报告不负传国之托的喜悦之情。又有如《永佑寺瞻礼》：“虽云旰食还宵衣，未致民安与物熙。永佑即今祈佑者，军营早晚逓红旗。”表达遇到艰难险阻时，面对父祖画像的自我反省和祈祷。更有“红旗三捷歌耆定，祈佑叨恩幸武成”，在取得胜利后迫不及待的向父祖报告胜利喜讯的激动兴奋。

与乾隆帝一样，嘉庆帝也把永佑寺当作寄思之所。如嘉庆七年（1802）七月，颙琰第一次在永佑寺瞻礼父亲御容时写诗泣述：

永佑寺瞻礼泣述

原庙来瞻异昔日，悲看西室圣容悬。

升香挥泪望天表，展拜抒诚祝御筵。

法祖寸忱矢永世，弃儿三载若千年。

痛心哀怨辞难达，缵武凛承遗训传。 

八月十三日又逢乾隆帝冥寿，此前乾隆帝曾多次在避暑山庄度过万寿节，颙琰瞻礼先父御容后又作诗《八月十三日恭逢皇考诞辰敬诣永佑寺后楼拈香泣述》，诗中提到“圣容如在痛难舒，祝寿山庄典竟虚。身服彩衣非抃舞，目瞻日角倍欷歔”。无论是“弃儿三载若千年”还是“身服彩衣非抃舞”，这时的顒琰不像是九五之尊的大清天子，而更像是痛失至亲的可怜稚子。因此，相较于皇帝作为家族“族长”带领皇室成员在寿皇殿瞻礼祖先御容，乾隆、嘉庆二帝在避暑山庄的瞻礼，则更多是作为人子、人孙对于父亲和祖父的敬重及怀念，是更具私密性的个人行为。

其次是永佑寺供奉御容像形制的确立。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乾隆十九年由王幼学所绘避暑山庄供奉的第一张康熙帝御容的具体式样的文字记载，但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造办处档案中详细描述热河供奉的御容形象：

十五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内开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鄂鲁里交热河供奉圣祖仁皇帝御容稿子一张、说单二件，世宗宪皇帝御容稿子一张、说单二件。传旨陆灿画过圣容二幅，着照对尺寸用。钦此。

随将陆灿画得圣容第一幅第二幅较比，第一幅与圣祖仁皇帝珠冠上白子一样，第二幅与世宗宪皇帝珠冠上白子一样，再照图尺寸量，世宗宪皇帝御容尺寸比圣祖仁皇帝御容尺寸矮三寸五分，交鄂鲁里转奏。

奉旨用第二幅照世宗宪皇帝御容画。衣纹上花样照冠服图，面前安金漆扶几一张，上铺御笔字一幅，几上右边安唐砚一方，紫檀木座竹笔筒一件，乳窑水盛一件，紫檀木座，随白玉匙一件。左边安设成窑青花白地双环瓶一件，紫檀木座，瓶内插梅花一支。左边安紫檀木桌一张，上设汉玉牧羊一件，紫檀木座。青绿铜铜花觚一件，紫檀木座。嵌银片字诗句觚，内插如意一柄。右边安紫檀木边，柜门抽屉面画黑漆描金花格子一座。格里画蓝绫里，格子上层设汉玉璧一件，紫檀木圭座嵌银片字诗句。下层设汉玉碗一件，宋窑白地红花马挂瓶一件，紫檀木座，瓶内插梅花一枝。柜门上金花照绛雪轩柜门上花一样画，其陈设样款花纹着姚文瀚画，照现有的一样起稿子，记色，准时交伊兰泰画。钦此。

于正月十一日，姚文瀚将圣容照热河现供奉世宗宪皇帝御容尺寸照交，下陈设花样起得稿子一张，交太监鄂鲁里转奏。奉旨照稿准画格子陈设，线法着伊兰泰改正。其第一幅圣容照画过圣容样式一样画，得时裱卷收贮，钦此。

今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帝吉服读书像与乾隆年间供奉在避暑山庄画像在细节上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格局是一致的，或是“圣容二幅”之一，特别是其中记载像“前安金漆扶几一张”，与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像“前绘金漆琴式露明三足案一张” 素材更是相似。上述档案也同时证明今日所见吉服读书像的形制是由乾隆皇帝所创立的。在人物画像中出现陈设品，研究肖像画的英国人彼得·伯克指出：“在肖像画中，人物身边放置的附属品强化了他们的自我表达。”回看清帝吉服读书像中绘制的各种陈设器皿，极有可能是康熙、雍正帝生前所喜，甚至是弘历为皇子时亲眼见到他们使用的，画中较为真实的呈现了祖父、父亲生前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可令弘历回忆起年少时与祖父、父亲相处的往昔。

正如一位普通人拿起照片思念至亲，一张生活照远比一张标准证件照更能引发回忆的共鸣，皇帝瞻礼御容亦是如此。因皇帝身份的特殊性，瞻礼先帝御容毕竟是一件严肃的礼仪，要保持对先帝绝对的敬重，所以乾隆帝不可能供奉他们日常燕居时身着便服的形象。乾隆帝命画师借用朝服像的绘制手法，令画中先帝身着等级次之的吉服，并将此形象还原于日常读书习字的场景，这样既能满足自身思念的需要，也不失皇帝祭祀的威严与礼制的周全，于是就形成了这组与众不同的清帝吉服读书像。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原文标题为《故宫博物院藏清帝吉服读书像考析》，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澎湃新闻刊发时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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