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古时女性在这一天有“乞巧”的风俗,故又称“乞巧节”。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被屡屡提及,唐诗中则有“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等名句。
现藏于两岸故宫的书画文物中,也凝刻着古人七夕时节的生活与风俗,如故宫博物院藏李嵩《汉宫乞巧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七夕乞巧图》以及名迹文物里的“拜双星”等无不表现出古代女子乞求心灵手巧以及对甜美爱情的向往。
宋李嵩《汉宫乞巧图页》故宫博物院藏
七夕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但古人何时开始过七夕,确并无十分明确的说法。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后世多沿用于此。
也有学者提出,西汉初期根本不会有七月初七这个节日。现存古书中最早确凿无疑出现“七月七日”这个日期的,是东汉学者崔寔(约103年—约170年)所撰的《四民月令》,该书以月为序,叙述一年十二个月之行事,可视为东汉乡村岁时生活与风俗的真实写照。其“七月”条中就记载了七月七日的诸多事物:“ 七日,遂作麹。是日也,可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作干糗,采葸耳。”按照习俗,七月初七这天要作酒曲、用兰草及蜀漆草之作用于除虫、解毒、治病的药丸,暴晒经书及衣裳,这天还可以作干粮,还可以苍耳(即葸耳,古人以苍耳籽榨油燃灯烛)。虽然条中没有提及七夕乞巧,祭拜织女之事,但在七月七日暴晒书籍、衣裳的习俗表明,在东汉时期七月初七已经是一个有着特定风俗的节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七夕”的节日习俗丰富起来,不仅继承了汉代的穿七孔针和“曝衣”,还以瓜果祭牵牛、织女。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说:“是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符为应。”喜子是一种红色长腿小蜘蛛,如果它结网在瓜果上,就会被认为得到织女的青睐,必然乞得灵心巧手,万事如意。南朝顾野王在《舆地志》里还记载南朝齐武帝萧赜时曾专门修建一座楼,每到七月七日,宫女们都登上这座城楼来穿针,世人称之为“穿针楼”,可见当时穿针乞巧风俗之盛。
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被屡屡提及,唐朝和凝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只是目前没有画作传世。目前所见最早的与“乞巧”有关的画作是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五代佚名《乞巧图》。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宋《七夕乞巧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李嵩《汉宫乞巧图页》画人物虽小,然姿态婀娜,神情动人。人物之结体较修长,为南宋典型风格。城门为方形,也是宋代建筑典型的结构形式,斗栱清晰工整,显示界画之严谨。持平而论,以界画而言但要法式严整,尺度于规矩之内又要不失刻板,笔墨要灵活而不逞任,因此画界画非要有高超之技巧不可。观此楼台之结构谨严写实,将屋内陈设,一一描绘出来,更有点出景深之效果,为界画中之佼佼者。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幅宋人《七夕乞巧图》卷。
宋青玉执荷童子故宫博物院藏
在大量的皇帝御容中,有一组清代帝王读书像颇为不同。虽然画像描绘的是帝王读书的日常生活,但画风却与清帝朝服像十分相近——工整而肃穆。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作何用途?是否与文字记载的御容供奉有关?
今日立秋,不少地方都有“立秋咬秋瓜”的习俗,清代《津门杂记·岁时风俗》中就记有:“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有的地方也称之为“啃秋”,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
风雨之间,历代文人墨客往往借其抒发情怀,“风雨归舟”“山雨欲来”等与“雨”有关的景致被描绘得极为生动,近现代画家傅抱石“风雨”题材的作品更被论者形容为“一半山川带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