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他第二次来到仰韶村。陈星灿说:“在村南冲沟的断面上,他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其中石器与彩色陶片共存。”在对地层进行几小时的详细观察后,“他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存,值得挖掘。”他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并从当地政府获得支持。
1921年10月27日,发掘开始。
安特生的敏锐嗅觉得到了验证。历时30多天,“收获相当丰富,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和大量的陶器,其中还有一些彩陶及完整器物。”
其间,安特生还在附近村落发现了其他史前遗址。之后,他派助手在河南其他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三处史前遗址,整理资料时,安特生将这些遗址统称为“仰韶文化”,推测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初期。
仰韶文化的发现,对于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意义重大!
陈星灿说:“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仰韶文化也是发现的第一个中国史前文化。这一发现将中国历史从人们熟知的商周时期向前推进了至少两千年。”
安特生在其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与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它是汉族的远古祖先创造出来的。
“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老子,刚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一落地就会用铁、用铜。其实人们不知道,它也有一个漫长的童年。”陈星灿把发现仰韶文化比喻成“重拾了自己的童年”。
彩陶与“中国文化西来说”
从仰韶村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开始思考仰韶彩陶与中国之外彩陶的关系。19世纪末,考古学家在乌克兰发现了特里波利彩陶;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发现了安诺彩陶。安特生比较了仰韶、安诺和特里波利彩陶之间的关系,发现仰韶彩陶与安诺彩陶图案相似,认为它们可能出于同源。加之他认为后者的彩陶年代稍早,所以就推测仰韶彩陶可能由西方传入。不过,这只是安特生的假说。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自11月20日开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在社会飞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体验经济盛行的时代,博物馆的理念范式从“藏品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各类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了勾连博物馆历史文化和社会公众生活的桥梁,促进了博物馆教育、文化功能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