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河南省安阳的殷墟进行发掘,发现了商朝后期都城和大量甲骨文;1930年左右,发掘了山东的城子崖遗址。城子崖遗址中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有学者认为是独立于仰韶文化的另一个文化系统,时间略相同。
龙山文化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文化西来”这个文化起源的唯一模式。“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学者张光直说。
1932年,安特生出版了通俗性著作《黄土的儿女》。这本书对中国史前文化与近东文化的关系,已经着墨不多。关于彩陶,他也只是提到了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虽然他没有放弃彩陶是西方传来的假说,但通过查看当时甘肃和河南出土史前人骨的正式报告,张光直说:“他认识到,无论在甘肃或是在河南,他所研究的都只是中国史前史,接触的是中国人的祖先。”
随着“中国文化西来说”渐渐退场,另一种观点又浮现出来。
19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历史学家傅斯年、徐中舒等认为,中国文化分东、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进而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混合文化。1933年,傅斯年在其《夷夏东西说》中明确提出了“东西二元对立说”。这一学说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学术界都处于主导地位。
这期间,中国学者们依据考古新资料和新研究,对安特生的研究提出过质疑和批评。面对批评,安特生在著作中这样谦虚地回应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依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他最重要的综合性著作《中国史前史研究》,他将自己有关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都结集于此书之中。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在资料有限情况下,要解决彩陶的源流问题为时尚早。有关河南、甘肃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利彩陶的关系问题,也将留给后来人去解决。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自11月20日开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在社会飞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体验经济盛行的时代,博物馆的理念范式从“藏品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各类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了勾连博物馆历史文化和社会公众生活的桥梁,促进了博物馆教育、文化功能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