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安特生又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甘肃和青海的史前遗址。为什么要去甘青地区?因为假如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一定会在通往中原的路上留下痕迹。
1923年9月,安特生发现了改变他一生轨迹的朱家寨遗址。该遗址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以西20公里左右,遗址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墓葬区出土了43具人骨和大量随葬遗物。
这次发现,让原本打算返回北京的安特生在此停留了一年。一年内,安特生及其团队相继发掘了卡约、灰嘴、辛店、齐家、马家窑、半山、寺洼、马厂、沙井等重要遗址。到1924年10月考察结束时,这次甘青之行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50余处。调查之初,他还收购了不少精美的彩陶,成为日后研究陶器的重要实物材料。这次发现也让他放弃了地质工作,将研究方向转向了考古。
基于此次的众多发现,安特生将这些遗址以陶器为标准分成了六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安特生认为齐家期的陶器简单质朴,所以应该排在仰韶期之前。这一排列方式似乎完美地支持了他即将做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后来招致的批评埋下了隐患。
1924年,安特生在瑞典地质学杂志上发表了《甘肃省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国文化在新疆地区生长起来,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中国人种最早之进化当在亚细亚之里部,略如中国之新疆或其邻近之处。”他的依据是,根据上述陶器文化序列,仰韶文化晚于西部的齐家文化(实际并非如此),加之当时没有发现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遗址,而甘肃的彩陶又十分精美,使得仰韶彩陶来源于西方的假设成为可能。
由考古学证据得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证实了之前西方人推测的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说法。因此,该观点一出,顿时轰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自11月20日开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在社会飞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体验经济盛行的时代,博物馆的理念范式从“藏品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各类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了勾连博物馆历史文化和社会公众生活的桥梁,促进了博物馆教育、文化功能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