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有质疑和批评。
第一个提出批评的是同为瑞典人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他认为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甘肃史前文化的各种因素应该比在河南的表现更充分。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和鬲等器物在甘肃十分少见。他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另一位瑞典考古学家阿尔纳认为,仰韶文化是汉族的史前祖先所创造,但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些讨论是学者们依据当时的考古学证据进行的。至于安特生是否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文化传播论的影响,陈星灿先生认为:“他是比较严谨的学者,不太可能被流行的某种思潮所左右。因为真正的考古学家,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像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论据出现问题时,随即进行了纠正。”
不断被修正的文化起源学说
安特生吸取了批评意见,在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的一年后,即1925年,就在新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进行了修正。陈星灿说:“他否定了中国文化发源于新疆的假说,承认以鬲为代表的文化发源于华北的豫、晋、陕交界地区,是所谓的中国文化;肯定彩陶是近东起源的……但已注意到甘肃的仰韶并不比河南的仰韶早,而且在文化上河南自成一区,在诸多方面异于甘肃。”
可见,安特生当时已经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只是仍认为彩陶可能来自西方。同时,他也意识到甘肃彩陶的年代并不比仰韶早,所以这一观点也只是假设而已。
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更多考古发掘材料的积累。随后,中国考古学家队伍的不断成长,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此时的安特生,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考古工作。1925年,安特生返回瑞典,虽然于1926年、1936年底至1937年曾重返中国,但主要的考古活动集中在1924年以前。不过,他一直关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依据新的发现,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观点。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一年策划制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自11月20日开播以来,受到各界关注。
在社会飞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体验经济盛行的时代,博物馆的理念范式从“藏品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各类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了勾连博物馆历史文化和社会公众生活的桥梁,促进了博物馆教育、文化功能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