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我们从哪里来？(5)

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有质疑和批评。

第一个提出批评的是同为瑞典人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他认为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甘肃史前文化的各种因素应该比在河南的表现更充分。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和鬲等器物在甘肃十分少见。他认为最好的解释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另一位瑞典考古学家阿尔纳认为，仰韶文化是汉族的史前祖先所创造，但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些讨论是学者们依据当时的考古学证据进行的。至于安特生是否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文化传播论的影响，陈星灿先生认为：“他是比较严谨的学者，不太可能被流行的某种思潮所左右。因为真正的考古学家，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像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论据出现问题时，随即进行了纠正。”

不断被修正的文化起源学说

安特生吸取了批评意见，在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的一年后，即1925年，就在新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进行了修正。陈星灿说：“他否定了中国文化发源于新疆的假说，承认以鬲为代表的文化发源于华北的豫、晋、陕交界地区，是所谓的中国文化；肯定彩陶是近东起源的……但已注意到甘肃的仰韶并不比河南的仰韶早，而且在文化上河南自成一区，在诸多方面异于甘肃。”

可见，安特生当时已经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只是仍认为彩陶可能来自西方。同时，他也意识到甘肃彩陶的年代并不比仰韶早，所以这一观点也只是假设而已。

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更多考古发掘材料的积累。随后，中国考古学家队伍的不断成长，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此时的安特生，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考古工作。1925年，安特生返回瑞典，虽然于1926年、1936年底至1937年曾重返中国，但主要的考古活动集中在1924年以前。不过，他一直关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依据新的发现，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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