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我们从哪里来？(8)

然而，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同时，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上的重要性依然在延续。1996年，国家科委（今科技部）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项目。这些重大项目都以考古学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继续推进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他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可磨灭

今年，距离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已整整百年。尽管他的有些学说已经过时，但他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却不可磨灭。谈及安特生留下的“遗产”，陈星灿如数家珍：“他是我国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仰韶的发现者、仰韶文化的命名者；他在中原和甘青地区的众多发现为中国田野考古拉开了大幕；他最早把欧美的现代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带到了中国，使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有很高的标准。除此之外，他还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上有开创之功。另外，在中国早期矿业调查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至于安特生一直念念不忘的仰韶和甘肃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利彩陶关系问题，则依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仍有很多待解的问题。不过，陈星灿总结当下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利彩陶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它们存在某些纹饰上的相似，但并不普遍。”

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离世，享年86岁。他的晚年仍在继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考古学、地质学的研究。同时，“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36年底至1937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后来他曾回忆自己眼里的中国青年，他们“精神生活更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暴和压力之下。当谷壳被狂风席卷,当浅根的大树颠覆,只有那些强健的鸟儿才敢张开它们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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