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陵考古队，也像是一个“动物园”。

考古队有着自己独特的“土法笑料”。如果仔细揣摩考古队员的名字，马永嬴、曹龙、朱晨露、朱连华、杨彦文等人的名字都与动物有关。曹龙笑着解释：“马啊羊啊猪啊，都围着‘槽’吃饭。现在张婉婉来了，终于有了‘碗’，可以实行分餐制了。”

还有一个巧合。焦南峰是首任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是第二任队长，曹龙是副队长，朱晨露是队里的青年骨干。而他们都是陕西人，年龄刚好都相差11岁。

“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考古队的传承。”朱晨露来到汉陵考古队4年，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个家。从起初的住工地板房，到住村民的房子，再到三个月前搬入的考古基地。不变的是，二十多位队员像家人般地相处。

每天早上7点多，开门的师傅会用陕西话喊一句“开门了”，考古基地大门随之打开。队员们吃过早餐，8点准时到工地上干活，中午再回来吃碗面。下午6点，收工的队员们会在院子里打会儿乒乓球，然后聚在食堂，边吃晚饭边看考古类电视节目。

晚饭过后，是考古人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会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绕着江村大墓和南陵走一圈，消消食。再晚一些，马永嬴会在会议室里给大家放电影，从好莱坞大片放到国产喜剧。朱晨露偶尔会在院子里吹笛子，静谧的白鹿原上，飘荡着悠扬的笛声。

从白鹿原头眺望万家灯火。受访者供图

“运气好”

霸陵的发现，让白鹿原变得热闹，也让冷门的考古行业再次被关注。

考古结果公布后，一拨又一拨的游客来到“江村大墓”石碑处拍照，还有人扒着绿铁丝网观望考古现场。

平日里与黄土、文物打交道的考古工作者，开始面对镜头，一遍又一遍介绍霸陵、讲述发掘过程、强调文物保护的意义。说起这些，马永嬴和曹龙如数家珍，他们记得寻找霸陵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份回忆、每一帧画面。

张婉婉面对镜头时，先是紧张，再慢慢变得释然。一天，朋友拿着采访截图调侃她像是“逃荒的”。这也应了考古圈内那句名言：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仔细一问，是考古（队）勘探的。

选择了这份工作，她似乎就与“美丽”告别，不能再穿好看的裙子，整天灰头土脸地跑工地。晚上回到宿舍，鞋子袜子里都能倒出一层黄土。张婉婉第一次在野外挖到人骨时，为它取名“翠花”。但因为害怕，他们都不敢把完整的“翠花”放在宿舍，只好分别保存。

辛苦之外，也有很多乐趣。在黄土高原上调研时，漫天黄沙吹来，戴着草帽的考古人，伴着西游记的主题曲，开始搞怪摆拍；休息时，大家躺在草垛上谈天说地；在深山老林里，围在一起看鬼片；爬上高高的山坡，眺望远处的十里桃花……

朱晨露在南陵外藏坑清理现场。受访者供图

张婉婉的满足洋溢在脸上，她觉得自己刚毕业就能参与霸陵的发掘，十分幸运。同样觉得自己运气好的还有朱晨露，他在博士在读期间就开始参与汉陵考古队的工作。

四年前，朱晨露一来就住进了考古工地的板房里。板房冬冷夏热，冬天得盖两床被子，能听到屋外呼呼的风声；夏天热到衣服湿透，晚上还有板房热胀冷缩的“咕噜咕噜”声。

这个从小生活在考古遗址区的男孩，捡过陶片、瓦片和铜钱，长大后终于有机会去揭开它们的谜底。夜幕下，白鹿原头，灞河东流；不远处，就是长安的“万家灯火”。朱晨露静静守着古墓，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诗，“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曹龙的家乡在宝鸡市凤翔区，那是秦雍城遗址所在地。1994年，当别人还不知道考古为何物时，他已经决定到西北大学读考古专业。

三年后，曹龙的第一次实习在黄河边上。他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很差，因为同学们都挖到了遗迹，而他负责的探方什么也没挖到。老师安慰他，那片区域本来是个广场，没有房屋，“没有挖到东西，也有意义。”

“好运”在二十多年后降临。曹龙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西汉帝陵，而霸陵的发现算是弥补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很有荣誉感，我也觉得运气很好！”

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在外藏坑挖掘现场。新京报记者吴采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