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也要看运气
当看到外藏坑那一排排陶俑时,马永嬴感觉“像是中了头彩”。那次属于抢救性调查发掘,盗扰严重,他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当工作人员用手铲清理最后一层黄土时,发现了陶俑的头部,再拿小刷子扫去轻尘,看到一张笑脸。那一刻,现场工作人员的脸上也展露了笑容。
汉文帝霸陵不同于海昏侯墓发掘墓葬本体,得以出土大量的金子和精美文物。这与汉文帝的节俭有关,他要求霸陵陪葬“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对马永嬴而言,这些陶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陪葬陶俑代替了野蛮的人殉制度。“文物价值的判断,不在于本身材质的好坏,而是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文物虽然看着很朴素,但也非常重要。”
2021年6月,考古人员在南陵小型外藏坑发掘现场,从左至右为:曹龙、张翔宇、焦南峰、王占奎、马永嬴。受访者供图
未解之谜
从黑陶俑被盗到正式确定霸陵,二十年,倏忽而过。
关于霸陵的考古工作,其实早已开始。1966年、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薄太后南陵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及测量工作,为后续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当时,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随后转向霸陵。2006年,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石围界等。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大量关注和热度,来了又去。
焦南峰几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谈到很多人认为“霸陵的发现是因为盗墓贼的盗掘”,他又忍不住提高音量回几句:“霸陵被盗,只是加快了我们抢救性发掘的考古计划。”
谈起那些被盗的文物,焦南峰痛心不已。当年的盗墓贼并不知道地底下是霸陵,他们只是猜测窦皇后陵附近有东西可挖。“盗墓贼挖到了东西,不能叫‘发现’霸陵。我们考古学的‘发现’指的是:我看见了,发掘了,然后科学地解释它。”
待媒体散去,马永嬴又带着考古队继续发掘、整理考古资料、协助地方政府编制保护规划。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画,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写照:“渭水桥边春已渡,白鹿原上雨初晴。”
再过四年,马永嬴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来,心中关于霸陵困惑终于解开,他喃喃自语:“以后不会再弄错了。”
2020年10月,考古人员在研究江村大墓15号外藏坑发掘方案。受访者供图
更多人关心的是霸陵未来。汉文帝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考古队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考古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选择发掘的都是研究所需。”焦南峰解释,我国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发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极容易被破坏。而对陵墓本身的破坏,是无法复原的。
“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到技术成熟、他们的研究需要时,再继续发掘。”马永嬴坦言,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保护这些陵墓和文物。他还希望,未来能在白鹿原上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于保护和展示霸陵、薄太后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
保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灞桥区公安部门就与考古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将设置警务室、安装摄像头、加强夜间巡逻等,加强田野文物的安保。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逻员,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和人数。
焦南峰又回到了书堆中,白天,他看书、查阅资料、复印有用的文献;等到晚上10点,大家睡去,他才开始梳理和写作,直到凌晨两三点。关于霸陵,他想知道的更多,霸陵的门阙和寝殿尚未确定、陵邑在哪里、陪葬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
这位67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陵墓40年,白发早已爬上双鬓,但他仍快乐得像个孩子。“考古是一份经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把西汉十一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有9座是新发现的,这就是9次惊喜。”
白鹿原考古基地内的石碑,是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叩坤补史”。马永嬴说,这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探寻大地,补证历史”。受访者供图
白鹿原的夜,很宁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考古基地的大门正对着薄太后南陵,月光下,封土的影子依稀可见。焦南峰书房的灯一直亮着,月亮悄悄爬到上空,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上面刻着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叩坤补史”。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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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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