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弱冠以来，反抗帝清”，武昌起义期间一度参政，护国运动当中坚持“倒袁”，先后署理《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以及《青年杂志》。多年从事民主革命的政治挫折使陈独秀深感中国陷入“生机断绝”的境地，而之所以迟迟无法摆脱亡国的危机，主要在于中国人“漠视国事”“殊令人心寒”。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陈独秀可能是最早开始反思“国民性”问题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陈独秀深刻意识到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必先开启民智、争取民权、改变民性，必须从思想文化层面彻底地重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这才是最为长远的问题，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也是他日后与《新青年》同人一拍即合的关键，是他贯穿于办报、办学过程的思想线索。

陈独秀北京故居院内图片为作者所摄

坐镇箭杆胡同，影响一代青年

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专函回复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出的请求，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哲学系学生冯友兰曾回忆说：“他（指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陈独秀到任之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于文科也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念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