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独秀脾气火爆、性格执拗，颇有“家长制”的作风，这并非毫无来由。英文系学生许德珩和陈独秀之间曾有一桩趣事：陈独秀整顿课堂纪律，他“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把黎元洪侄子的缺勤记在许德珩头上，许德珩“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砸碎了布告牌。陈独秀大怒，因之又记过一次。许德珩再次砸了布告牌，并且站在陈独秀办公室门前搦战，要同他说理。此事立刻为蔡元培所知悉，经蔡调查，搞明白了原来确实是陈独秀弄错了，责令陈收回成命，好言劝慰。陈独秀为人刚劲、猛毅，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胡适等绝不相类，但也正是这种性情使得他无论蒙受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仍时时蓄存着相当的决心和信心，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决和凌厉同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包括在日后抓住历史机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和许德珩后来冰释前嫌，1919年冬陈独秀出狱之后，许德珩还受李大钊之托帮陈独秀在上海寻找房子。后来，陈独秀客居江津，许德珩还多次去探望，从中也不难看出许德珩对陈独秀的敬佩。事实上，陈独秀为人处世上虽然有强势的一面，但也颇有海纳百川的一面，新文学同人其实并非那样亲密无间，尤其胡适同其他几位的关系都很一般，假如没有陈独秀的领导、维系，很难想象北京时期的《新青年》能大获成功，产生空前的影响。

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胡适等六人轮流主编，“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有研究称，《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发行量大约在一千份左右，1917年之后“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新青年》的读者数量可能比这个销售额还要多，比如像先前汤尔和拿着几册《新青年》给蔡元培看，类似这样一份刊物几人传阅的情况，在清贫的学生群体当中恐怕要更多，因而到底有多少人受到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鼓舞，实在难以确数。毛泽东后来曾讲：“《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从训蒙树人的目的出发，陈独秀特别看重音乐、体操等美育的方式与内容，认为传统教育重德育、轻智育和体育，“都把音乐、体操，当作无关紧要的学问”，“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弱种的一个原因”。陈独秀的这种看法似乎也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兴趣，他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将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寄到箭杆胡同，陈独秀将其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号《新青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