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案震动一时，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李大钊痛斥曰：“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迫于压力，三个月后北洋政府释放了陈独秀。转过年来陈独秀曾短暂南下，返京后由李大钊护送于1920年2月离京避难，随后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段常常被人传颂的佳话。陈独秀对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文化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很早就了解到社会主义学说。随着局势的发展和《每周评论》的创刊，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发生很大转变，例如他曾讲：“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当然，相比同期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专门、深入的介绍、讨论，陈独秀很明显是滞后于李大钊的，至少不像李大钊那样已经从个人意识中的关注、倾心转换为有目的的研究、宣传。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包括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在内的一组“随感录”，提醒大家“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三天后，陈独秀被从研究室抓到了监狱中，经过三个多月的思考，出狱之后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和过去及现状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这或许可以视为已经具备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冲动；紧接着他还指出“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那些“没有财产的”被剥削、被压迫者要“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由此可见，在离京之前，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当靠近了。

离开北京之后，陈独秀在上海重组《新青年》编辑部，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为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准备。历史的新局由此渐渐展开。

党的早期组织最先是在上海成立的，但思想的火种却是从北京点燃、传递过去的。陈独秀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说不上春风得意，北京时期的陈独秀总给人一种“未完成”感，“新文化运动”仍然时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五四”所开启的民族自强、复兴之路尚前路漫漫，所以回想起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总让人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似乎正应了他早年写的一句诗：“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在陈独秀去世80周年之际，踏着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敬佩、惋惜、欣慰似乎都兼而有之，可谓五味杂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