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年的时间，得益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广泛传播和进步思想的深入影响，陈独秀成为一时的焦点人物，从之前的精神领袖、文化偶像开始朝着政治领袖、社会精英转型。不同营垒对他的评价也开始两极分化。拥戴者称赞他是“思想界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敌视者则极尽诋毁、中伤之能事。比如1919年2月17日，主张维新、忠君保皇的林纾发表《荆生》，以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说他们三个人在陶然亭发表反孔言论，遇到“伟丈夫”荆生，对三人严加训斥、大打出手，田其美等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稍后又作《妖梦》，以田恒、元绪、秦二世暗指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其中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他们游历阴曹地府，最终被阿修罗王抓住吃掉，“积粪如丘，臭不可近”。在茅盾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里，霸占善堂的赵守义把“陈独秀”唤作“陈毒蝎”，这些都反映了文化保守势力对陈独秀的敌视。

1919年3月26日晚上，迫于压力，蔡元培与“关系诸君”在汤尔和家中会商，讨论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问题，“十二时客始散”。会上，汤尔和、沈尹默的发言都极不利于陈独秀，这恐怕是最让人费解与唏嘘之处，因为当初正是他们二位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不久陈独秀便被变相免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可谓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腹背受敌。“五四”之后，因为学生抗议声浪巨大，整个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明知“在京必多危险”，但仍坚持抗争，6月11日午后，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指导“六三”运动的《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当晚，箭杆胡同陈宅亦遭查抄。

“新世界”游乐场大致位于现在北京万明路、香厂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民国初年，朱启钤在这一带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打造北京的“新市区”，繁华热闹一时无两，后世有人认为具有“把北京从封建都市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意义，位于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新世界”游乐场和西北角的东方饭店便是这个宏大工程的产物。想必也正是因为游人如织，所以陈独秀才选择在这里散发传单的吧。现在，万明路、香厂路的十字路口与寻常巷陌无异，只不过东方饭店还屹立在原址，并且还加盖了新的大楼，而“新世界”则显得命运多舛，如今占据原址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高层塔楼，让人无可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