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典籍记载和汉字使用的实际状况，先秦即有汉字整理活动。《礼记·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通伦。”《管子·君臣》载：“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礼记》《管子》所载“书同文（名）”，据考证发生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之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史籀篇》应是这次文字整理工作的产物。

战国时代，“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导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用小篆作为正体，规范六国古文，维护了大秦帝国的一统格局，也为汉字系统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汉代之后，经过“隶变”，文字又出现了各种异体。伴随隋唐科举制度的兴盛，整个社会高度重视汉字的规范化书写，唐宋政府于是倡导刊正字体，先后出现了颜师古《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郭忠恕《佩觽》等专为纠正字体的字样类专书。这一举措起到了减少异体字、规范定形字体、促进文字统一的作用，是汉字形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亟须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平。在此背景之下，汉字也需易学便写，于是国家制定并公布了《简化汉字方案》，《简化字总表》配套公布。半个多世纪推行简化汉字的实践证明，简化汉字的使用有效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有力提升了国家整体文化水平。

由此可见，从有文献明确记载的“书同文”开始，到今天的汉字规范，正字运动一直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历史，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汉字规范史。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汉字的命运与前途更是与祖国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经过整理异体、简化繁体、颁布标准字体等一系列工作，汉字扬弃了自身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汉字自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汉字整理规范工作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