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瘟疫的破坏

按照《申报》《大公报》等时事报纸的报道来看，最初爆发瘟疫的几天，上海人心态尚且平稳，每日新增病例也不过2、3例。也许是因此民众疏于防守，毫无防范意识，到了5月末，病毒威力增强，感染面积扩大，感染人群增多，仅5月31日一天就新增病例就达17例，此后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到了8月初竟然一天增加60例。至9月28日，疫情逐渐好转，至此时，已经死亡318人，受感染人口达4291人，9月28日之后又陆续出现病患，至1933年3月18日死亡人口共计503人，受感染者则达10686人。

上海瘟疫有极大的破坏性，1932年9月的死亡率居然到了7.4%，以至于外国人公认上海是个死亡霍乱港口，所以外国人十分警惕上海人进出进而扩大传染，颁发命令，要求“自上海启程之乘客，于抵第一埠时，务须赴检疫所，侯医师用显微镜检疫后，方可通行。”

上海洋人租界

三、科研团队

国难思良将，在瘟疫肆虐下，只有发明防治瘟疫的药物才是根本。可是传统上西方的抗生素等预防类注射药物成本过高、西方也不愿让中国掌握这些技术，对中国采取只高价卖成品，绝不卖设备和技术的态度，致使药物短缺、供不应求、价格暴涨。在这时候上海市卫生所科研团队加班加点，最终成绩斐然，自制出廉价易生产的霍乱预防疫苗4千5百瓶，“足够200万人注射之用”（《申报》1932年8月25日）。上海市将其分给灾区，卫生局极度负责，向社会广泛宣传、保证新型疫苗的有效并免费为群众注射，因此疫情才得到控制。

给国人注射疫苗

四、上下一心

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四分五裂，但是上海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经济重地，且临近首都南京。事涉首都、涉及中央官员生命安全，上海地方不敢敷衍了事，上海市国民党委、政府、卫生局高度重视，卫生局和社会力量上下一心，在防瘟治疫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首先扩建医院，保证受感染者得到妥善救治。疫情爆发后，上海政府无钱无力扩建、新建公立医院。所以面对疫病，多为私人捐助慈善医院来救治患者，当时私人捐助的防疫医院达20余家，著名的有红会时疫医院、虹口集疫善会医院，等，且他们分布广泛，统计在案的医院分部“中区2个，北区4个，东区4个，西区3个，南区3个，吴淞1个，浦东3个”保证居民就近医疗。

在疫情中，中国商人展现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建立的私人慈善医院，里面医疗设施齐全，医生护士充足，接诊几乎免费，但碍于实力有限，他们的规模却不会太大，以至于接待疫病患者夜以继日，“患者（也）日夜拥堵……各病室无一空床”。

民国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