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转投清廷的明朝旧臣，不仅是归附了新的朝廷，还剃了头，蓄了辫子，穿了马蹄袖的“非人”服饰。华夷之辩带来的屈辱感觉使得儒生出身的士大夫们心理和感情上备受煎熬。

不单是有屡征不仕，以明朝遗民终老的顾景星之辈，即便是龚鼎孳之流，亦通过诗文“失路人悲故国秋”来表达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

长此以往，如果人心依旧思追故国前朝，对于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爱新觉罗氏来说是大大不利的。

如果撇开龚鼎孳、钱谦益这样的个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会有答案。

上图_满清入关

首先，明清迭代不同于隋唐秦宋这些普通的改朝换代，“以外国之君入主天下”（雍正之言）的大清朝，打入关一开始就带着文化与种族冲突的问题。

大明子民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皇帝换了个姓氏，更是重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原则问题”。实行了几千年的小儿垂黄髫，成年及弁，一下子改成了生发则剃，脑后蓄辫若一尾。左服右衽变作孔子所言之“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一直长期存在，许多文人码字，对大清始终不待见，“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如此种种，令爱新觉罗皇帝们如坐针毡。

不单是文人，即使是赳赳武夫亦不消停，致有三藩之叛。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亦都是清廷着力延揽来投的，结果昔日的成果成今日苦果。也难怪乾隆从热衷吊膀子遽变为倡励忠贞不二的道德卫道士。

所以不过是时过境迁，后金如今成了大清国，原来努力挖别人墙角，现在角色换了过来要严加防范别人挖自己墙角了。

上图_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

因此，清廷没有文化自信，害怕终不能得到臣民效忠，才是出尔反尔、“既乱之，又诟其不贞”（谭嗣同语），搞出《贰臣传》这么个四不像来。

而对于吴三桂这类反复之徒，乾隆帝则于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又特别下旨编纂《逆臣传》，收录其言行，昭告天下，贰臣都不配，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参考资料：

［1］《清实录》清代官修

［2］《三垣笔记》李清

［3］《社事始末》杜登春

［4］《野哭》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