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着实使我痛苦了好一阵子。心想自己那天虽然翻译不顺,没有完成任务,但主动留下来认错,甚至受到批评后还特地来送行致意,难道也是错的吗?
回到外交部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可能是为了宽慰我,也可能自己心里有些看法,便开玩笑说,算啦,谁让你是个男孩呢,你要是一个女孩,可能就不会遭此厄运了。
我并未把这句玩笑话当真,而是一直在想,以前几次翻译,郭老对我都很亲切、友善,为什么这次那么生气呢?想了几天,才意识到,真正的原因是,自己确实“还差得远”。这么一想,我就开始平静和释然了。
每见客人必谈《沁园春·雪》
“文革”期间,郭老是毛主席指示要重点保护的少数对象之一,对他不准指名批判,不准抄家,不准限制人身自由,不准强令做这做那。但作为一个翻译,我从他的态度、言谈中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日子是难过的,心情是很不舒畅的。
“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违心地当众表示,自己以往几十年所写的一大堆东西,大都是“封资修毒草”,应该统统烧掉。他甚至违心地写过一些称颂和批判性的诗歌和杂文。但这些并没能改变他实际上“靠边站”的命运,没能得到他渴望的畅所欲言、自由创作的权利。
那时,周总理会见一些日本文艺界客人时,大都只有两个人到场陪见,郭老是其中之一。
安排座位时,这两位陪客每次都会相互谦让一番,让对方坐在靠近周总理的位置上,不过这种谦让之意从不使用语言,全是用动作来表示的。最后往往是总理表态:“郭老,你年岁大,你就坐下吧。”
几次陪见,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一个表情,相互之间不交一语,总理问话时,他们也只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余不多言。这种场合,连总理和郭老之间也很少交谈。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曾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