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获博士学位30余个的胡适 缘何还被众名流雅士“怒怼”(3)

如果胡适真像某些人所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话，或者才华不过尔尔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似乎不大好解释……

1938年9月，胡适即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非常震惊，压力山大。日本主流媒体建议政府应该派三个人一同出任日本驻美大使，他们是文学专家鹤见祐辅、经济专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右，只有“三剑合一”方能与胡适的才华和能力相抗衡……

以往，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印象就是“东亚病夫”，甚至很多美国人还认为中国人梳着大辫子，裹着小脚呢。但胡适的儒雅风度和出众才华，迅速得到了美国朝野上下的认可。美国外交部的官员如此评价：“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摄于1941年）

胡适几乎是通过一个人的努力，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整体印象。日本鬼子攻占武汉后，胡适第一时间拉到了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给胡适发来贺电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而美国人对胡适更是推崇备至，许多大学都以授予胡适名誉博士学位为荣，仅在1942年，胡适就接受了10个这样的学位。

也是在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突然将兴趣转移至《水经注》研究，而且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很多学者对此颇为不解甚至不屑，认为胡适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甚至生命。更有学者认为胡适在文史领域无力再有大的发现，就转移到《水经注》小考据上来了，事实真得如此吗？

据考证《水经》一书是三国时期的一本地理学著作，作者也没有署名，全书仅1万多字，内容简单至极，而且都是公式化记述：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流程、在何地与其他江河湖泊交汇、入海口在何处等。

北魏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对《水经》一书进行了系统地注释，并极大地扩充了其内容。《水经注》全书共40卷，30万字，《水经》记载水道只有137条，而《水经注》则补充发展为1252条。回溯了从先秦至南北朝约两千多年来这些河道的变迁。用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的话说：“郦道元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说：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该书对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风景名胜、历史掌故、风俗习惯、神话故事等都有详细记述。该书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郦道元是范阳人，即今河北涿州人。涿州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只知道那里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但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只是历史老师的一句带过，籍贯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想起来又很蹊跷，“桃园三结义”只是《三国演义》里的民间传说，在涿州城四处都可以见到其影子。但在当时郦道元的些许痕迹都无处可寻。但其实认真推敲起来，郦道元还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也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身于官宦世家，《魏书》卷89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生下来就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主。他多次被外派地方官，足迹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地。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他利用公派的机会，顺道游览了很多常人无法到达的名胜。但跟绝大多数文人骚客不同，那些人与游览之后只会写些无关痛痒、吟风弄月的诗文，而郦道元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河流、山川地势，追本溯源，考察城邑的兴衰，河道的变迁和山川名称的更易，动植物及各种自然资源分布的情况。他搜集各地大量文献资料，认真研读。写作《水经注》一书引书就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耗尽心血……

而且郦道元的《水经注》每一篇都写得匠心独运，文采飞扬，极具文学和艺术价值，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历代大诗人、大文豪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难怪胡适对此书迷得不行不行的……

《水经注》写成以后不久，郦道元就遇害了。《水经注》完书于1400多年前，那时候雕板印刷还未出现，因此，《水经注》还是手抄本。抄来抄去，抄到宋代就抄丢了5卷。宋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不断的传抄翻刻，全书错漏之处比比皆是，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历来研究《水经注》的学问被称“郦学”。明清两代官场险恶、政治黑暗，一些学者或出于喜爱，或出于躲避政治迫害，纷纷投身于《水经注》研究，成果颇丰。而胡适秉承了明清学者的遗风，二十年如一日对《水经注》的研究孜孜不倦：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大论和无数考证文字……

而胡适在《水经注》研究上最大贡献是推翻了所谓“《水经注》案，即：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剽窃赵一清研究成果一案。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胡适为“破”此案，下足了功夫，找出了上千条证据，有理有据地证明戴震的“冤枉”……

而胡适之所以这么不遗余力地为戴震“平反昭雪”，这么几乎全力以赴地从事《水经注》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胡适一直主张学以致用，而《水经注》虽然历经千余年，但依旧是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诸多课题的重要文献，极具现实意义，而且该书还是文学创作的典范，因此，胡适成为一个郦学的铁杆粉丝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因为戴震与胡适同是安徽人，胡适极重乡情，对同乡都会想方设法地袒护。其三是胡适对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的做学问方法非常服膺。胡适还出版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对戴震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最成熟的著作。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1918年，胡适在北大任教授仅一年，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该书作序，并给予该书高度评价。这篇被称为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序言”是这样写得：“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记载……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就更少了。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盛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四个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在序言的最后，蔡元培还提出殷殷希望：“我只盼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个头绪来，给我们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冯友兰也多次表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而该书刚运到四川时，居然“购者争先,瞬息而磬”。至1930年，一年左右的光景，该书累计再版15次。当时的中国文人学者几乎人手一册，经常是言必称《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还是第一个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先秦诸子哲学的学者。《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分为十二篇，阐述了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较为清晰客观地梳理了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等诸子百家的哲学理念和体系。并在该书最后章节点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胡适对诸子百家一视同仁，破除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比如，胡适在《大纲》一书中就这样写道：“《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的是赵穿弑君，却说是赵盾弑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胡适还不止一次地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在诸子百家中，胡适是最心仪墨子的，所以对墨子的研究也最为透彻：“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是眼前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下不比’……”

胡适对庄子也有其独到的看法：“我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庄子的哲学道：誓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了，我刚才在那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吧……

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都看破了，说泰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的，但他不幸把进化看成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还特别注意和现实勾连。“又如中国妇女缠足，从前以为是‘美’，故父母狠起心肠来替女儿缠足，女儿忍着痛苦要有这种‘美’的小脚。现今的人说小脚是‘野蛮’的，缠足是‘残忍非人道’的，于是缠足的都要放了，没有缠的也不再缠了。这都是因为‘美’的名可以引起人的羡慕心，‘野蛮’‘残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厌恶心……正名的宗旨只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只是要善名发生羡慕爱做的态度，恶名发生厌恶不肯做的事情……

在该书的最后部分，胡适总结出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断绝的四种真正的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真是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呀……为什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而无中下卷，或许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到先秦时已经中道断绝了，再没有往下研究的必要了……

胡适对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12部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研究，并出版过《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而在所有的古典名著，胡适在《红楼梦》上下的功夫最多。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运用科学考证的方法，独辟蹊径，卓然而成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研究《红楼梦》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并从曹雪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红楼梦》所留存的各种版本进行深入考证。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其祖父曹寅的身世。胡适考证出《红楼梦》成书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1735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著。

胡适对红学研究颇下了一番苦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另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在胡适之前，红学研究主要分成以蔡元培、王梦阮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以张新之、姚燮等人为代表的评点派，而胡适以一己之力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红学研究真正纳入到了科学研究范畴……

“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时，发现了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历史地位。1926年8月，胡适奉民国政府之命远赴英伦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此行收获颇丰，在伦敦胡适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一书，在巴黎，胡适，发现了《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两本书，为其深入研究神会提供了最珍贵的史料。通过研究，胡适得出结论，中国的禅宗史需要全部改写，因为不写神会，就无法写好禅宗史。胡适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而所谓“五祖弘忍传法衣给慧能”的故事其实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供养所编造出来的神话。通过研究，胡适肯定了北宗神秀的“渐悟”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

1920年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出版，即《尝试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客观地讲，胡适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都不是很高，如果仅从文学创作水平评价胡适的话，我们仅能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但开风气不为师”，或许就是对胡适才华和学术水平最客观的评价。

而胡适如果真像某些学者认为那样学问不过了了的话，你翻阅他的年表似乎都解释不通……

1917年8月，胡适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出生于1891年12月，如果按照公历的算法，胡适年仅25岁。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25岁那才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孩子，生活才刚刚开始。而胡适已经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了。而在次年三月，胡适就被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1919年，因为北大教务长马寅初患眼疾，胡适担任北大代理教务长一职。1922年，胡适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1928年，胡适出任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1930年，胡适被聘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编译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夕。1938年至1942年，胡适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3年，胡适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适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

胡适在中国最高学府里，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就担任了教授。后来又担任该校的英文系主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直至最后担任北大校长，如果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话，没等担任这些重要职务，恐怕早就被心高气傲的北大师生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