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姑苏版到桃花坞年画
明代,有“刻书吴当最”之说,“吴”就是现今的苏州。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写:“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
《中国古代木刻史略》郑振铎先生:“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可能在明代万历朝开始兴隆起来,这里的年画是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具有民俗性的民间版画 ”。在万历年间把苏州地产的木刻画归为“苏州版”,是木刻的书籍插图版画。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顾仲方百咏图谱》,是苏州版刻插图之粉本代表。小说插图版画是苏州版画的一大门类,图像化、故事化,审美风尚,市场化和文人的参与,形成苏州本土的民俗性的民间版画风格和样式。
清初康熙年间苏州有“画张店”售卖各种“画张”,“姑苏古版”和“姑苏版”的精致典雅,到了清末制作快捷、价格低廉,刻制风俗画逐渐成为百姓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美好生活状态的图像。顾禄《桐桥倚掉录》卷十记道:“山塘画铺,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印版也。惟工笔、粗笔各有师承,山塘画铺以沙氏最为著名,谓之沙相。”道光年后,苏州桃花坞一带民间版画生活化的题材传播称为“桃花坞年画”。
道光前的苏州民间版画纯形式母题保留着嘉庆时期套色版画的图像,具一定的姑苏版样式,,但是色彩纯度、服饰纹样、版刻线条、墨线版印、主次、起伏转折、工艺繁复、成本等原因,最后以价格取胜,得到消费受众的认可,成为特定消费市场。
咸丰年间大批桃花坞木版年画作坊的场地和艺人搬迁于上海小校场,小校场成为上海的桃花坞年画的传播制作中心。吴友如、周慕桥的参与,从画面布局到勾线描画,人物造型清新、淡雅色调,低端的洋颜料在画面里随意的渗透线条边缘,故而在颜色的布置上,挑选适合市场的民风的喜好。加之上海外资月份牌的时尚引领,石版印刷、胶版印刷的传播,桃花坞木版年画图像仍旧有姑苏古版面目,苏州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始终遵循着特有的生存法则将经营项目多样化,从印制室内装饰画扩充至各式各样的民俗生活和年节时令的衍生用品。
不同地域不同阶段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 赞美自己的社会风俗。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看待日常生活 。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农村受众与乡土气息有关,色彩鲜艳和喜庆色彩,这些艳丽的画面暗示着一种美好祝愿,是农耕文化中靠天吃饭的内在的联系。
苏州版刻变迁的轨迹,最终在社会发展的现实中,溯本求源、探求分析,揭示其桃花坞木刻年画产生的根源。
《新彩昭君跑马》,桃花坞王荣兴,清代版,套印年代:五十年代纵32厘米,横51厘米
《天下太平》,桃花坞王荣兴,清代版,套印年代:民国,纵33厘米,横47厘米
《八仙》(套)桃花坞清代版,套印年代:五十年代,纵50厘米,横32厘米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由于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
路边摊像一个“桃花源”,并不是人人都能遇见, “有缘人”在这里吃下一道好吃的料理,需要交付自己的一段心事。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是老板娘会用她的超能力,入梦帮当事人解开心结。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国风·周南·桃夭》中的这一名句以春天的桃花起兴,祈求赐福。 正值桃花盛开时节,我们就来关注下两岸故宫所藏以“桃花”为主题的古画古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