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京师则尤甚，有无关系者均视作密切问题。俄使更番警告，联派党咸有戒心。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德［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游，亦甚寥寥。西后因学堂迭现怪象，意滋不悦。前拟设毓坤会兴女学，亦中止矣。

消息中所涉先后事件，指1903年春开始兴起的“拒俄运动”、1904年秋冬在长沙流产的华兴会起义以及当年11月上海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前两事，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都充当了中坚力量，因而清政府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活动极为警惕，极易产生过度反应。再加上近臣对当前男女学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动摇了慈禧对于女学的热忱，毓坤会之事也就意兴阑珊了。

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事实上，德菱在两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离开了清宫。从此在《大公报》上，再无毓坤会的消息。

3 “贵胄女学堂”考详

创设毓坤会的倡议就此消歇，但慈禧对女学堂的兴趣不久之后又再度高涨，此时不能不提的人物即是端方。1905年7月，端方被任命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在逗留北京期间，利用面见“慈圣”谢恩的机会，端方大力强调女学堂的重要性，颇得慈禧称允。在致湖北女学生的电报中，他提到自己曾四次晋谒慈禧，“即女学亦经面奏，慈圣亦以为然”。

在两人的会面中，端方可能还提及皇族女学之事。《大公报》的社论透露，端方“力陈以兴办华族女学校为要”，虽然“群疑众谤”，但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慈圣于此事垂注尤殷，将由内廷拨款，以为天下倡”。稍后的《顺天时报》也记载，慈禧对端方之奏请“极为垂意，已饬内务府筹拨经费若干，以为开办华族女学校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