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在印度尼西亚非常受当地华侨喜欢，一个原因同样是它对爱情故事的充分描写。华侨林育才在1959年给杨沫的信中写道：“林道静的命运使读者们会感到：一个革命者，难道就不能享受爱情的幸福吗？而事实却相反，在革命中成长的爱情才是最伟大的爱情。”

与当时海外读者普遍肯定《青春之歌》中的爱情故事为其“青春颂诗”增加朝气蓬勃光彩的同时，国内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却持有两派意见，其中否定一派以工人郭开发表的两篇批判性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为代表，并引发《中国青年》《文艺报》先后展开大讨论，还延伸到学校、工厂、共青团等中，有四千余封读者来信讨论“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当时质疑、反对的声音主要针对作者详细描写林道静与几个男青年之间的爱情纠葛，并以此为理由把《青春之歌》和林道静看作是小资产阶级作品与知识分子。虽然时任文化部长茅盾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分别撰文《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反对郭开的观点，但是重点却并非像海外读者一样肯定爱情故事，而是从更宏观的理论视角来谈，像何其芳指出：“郭开同志根据的原则都是正确的。然而他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具体事物上来，却完全不顾实际的情况，这样他的批评就成为正确的对立物了。这正是教条主义的特点。”

这次大讨论事件也传播到日本。岛田政雄、三好一两位翻译家在1960年所写的《〈青春之歌〉日译本的译者后记》中，不但肯定《青春之歌》中的爱情与林道静具有的正面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可用来做这场大讨论的一个总结语：“这场争论的提出，被认为是三十年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之间的思想距离。中国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开展讨论，通过广泛、深入、彻底的讨论，以丰富现代青年思想，从而填平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的历史差距。争论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热爱主人公，肯定了作品，出现了新的口号——走‘林道静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