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之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在国内受到批判与冷落时，英美与欧洲等西方国家对《青春之歌》的研究、译介等传播活动却逐渐开始兴盛，特别是80年代后日本、苏联等国家因冷战结束、时代巨变等原因转向对中国最新作品的宣传，此时西方国家却反而成为它的传播重镇。

《青春之歌》英文版由中国翻译家南英翻译后，在1964年由外文出版社发行，之后以高度的艺术成就与青春中国的美学魅力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与中国文化参考书目，扭转了西方对新中国的诸多误解。因此在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对《青春之歌》与林道静的肯定性评价始终占据主流。美国学者魏克兰早在1963年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文中，谈到当时一些英美读者误会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宣传说教的因素太多，然而当他阅读这些小说后却发现包括《青春之歌》在内的诸多有趣佳作。

美国学者黄胄于1973年在英国出版的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英雄与恶棍——中国当代小说对生活的反映》及1974年的文章《浩然——农民小说家》中，则把丁玲小说《莎菲女士日记》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学先锋精神的莎菲看作是林道静的雏形，认为后者是“新城市女性”，“刚从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得到自由，要求采用一种新鲜的、全新的刻画方式”。荷兰学者佛克马、法国学者保尔·巴迪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林道静的爱情故事与事业追求对全世界的妇女解放之路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成长之路的青春历程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海外传播中尚处于隐而未发的阶段，时代环境决定着海外传播重点关注的是林道静的事业追求之路与她参加革命运动的人生轨迹；那么当这个主题与80年代后流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结合，林道静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与个人幸福的国际先驱者与开路人，且个人情爱成为推动她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海外流传最广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叶红玉在文章中称：“杨沫的《青春之歌》创造出两个美丽的女英雄林红和林道静。电影根据杨沫的流行小说改编，她非常明确地把林道静描写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