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存在秩序吗？(2)

面对着一战后在凡尔赛和会上屈从于民族主义狂热，疯狂压榨德国的战胜国群体，凯恩斯冷静地提出，如果向德国压榨巨额赔款，德国便只能靠大规模出口获取硬通货，来支付赔款，而德国的出口挤占的都是战胜国市场，德国赔款付清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如果为了避免这个可怕后果，便不许德国出口，它就没有能力付出赔款，不给它付款的能力，却压榨巨额赔款，和约便成了对于德国的无尽羞辱，这种羞辱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下一次大战。为了避免和约带来的这个前景，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找到一种超国家的制度方案，来把德国引导到一个更加可欲的战后秩序当中。凯恩斯设计的超国家方案，构成了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型，也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原型。可惜在一战后的民族主义狂潮中，没有人理会凯恩斯，终于导致了二战。二战行将结束之际，人们想起凯恩斯在20年前曾经给过一整套方案，于是终于肯把这套方案付诸实施，构建了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凯恩斯

凯恩斯通过观念升维，带来了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自觉，回应了工业经济与大众政治所带来的各种不均衡，重建均衡，带来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逻辑。

04.互联网与人类秩序

观察历史是为了理解当下。当下的世界又处在巨大的不均衡当中，我们需要看清是什么技术在造成这种不均衡，未来又需要如何升维。

促成这种不均衡的技术就是广义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个技术，它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

更进一步，因为互联网在重新构造人类相互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就是在重新构造“给定的资源约束下，人类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同时，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新观念，观念的传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地快，人们对于正当秩序的想象模型也就在不断地迭代演化，新的想象模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飞快传播。这些都使得，互联网技术让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大幅加快。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大规模兴起，到现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毫无疑问会带来大量不均衡，同时，我们的观念更是会大幅落后于这个时代。所以迄今为止的互联网世界仍然处在秩序的混沌期，混沌期的意思是说，互联网世界还未获得精神自觉，从而仍不构成新秩序，而仅仅是一些仍然内含着各种偶然性的新要素而已；如果不能找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之间的恰当关系，则新要素的成功便无法获得法律确定性，传统秩序也会在与新要素的各种冲突中，遭遇到各种伤害。直到我们能够足够地升维，从更高视角来同时俯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找到统合两者的逻辑，新的秩序才真地浮现出来。

具体该如何升维，目前还说不清楚，人们也还是在混沌中进行着各种摸索。但如何在混沌中摸索，也有其方法论。首先就是要对混沌的对象进行分类，从中找出新秩序的潜在可能性。

05.数字世界的层次

（广义的）互联网构造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但这个数字世界内在是分层次的。这里所谓的层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以其与传统世界的距离远近来划分。

1、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可以听到一句话，“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以互联网的方式。”数字经济再怎么发达，仍然需要线下的各种实现，这些线下实现必须依托于传统产业，所以传统产业是不可能消亡的，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做法。传统产业在今天必须以互联网（这里说的是广义互联网、包括物联网在内）的方式重构自身，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生产效率，也难以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不能参与进来的企业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京东的智能无人仓库

来源：纪录片《算力觉醒》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与传统世界有着最紧密关联的数字领域，物联网，以及各种设备生产商、运营商等等，都是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接口性存在。这是数字世界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的运转都是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依托于特定的物理空间，从而也就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在这个层次上有着相当的主导性。

2、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则进入到了虚拟经济，但这是一种非分布式的数字世界。过去的十几年中，谷歌、脸书、亚马逊、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等一系列的数字巨头，营造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世界，虚拟经济所制造的财富规模及其增值速度，在传统世界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令人目瞪口呆。这些数字巨头在其所推动的内容生产上，毫无疑问是分布式的，全世界无数的网民都在参与内容和数据生产；但网民都是在数字巨头提供的平台上活动的，数字平台本身的管理则是集中式的。说得极端一点，这些数字巨头是可以拔网线的，脸书在2020年就曾经对澳大利亚政府拔过网线。所以，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由数字巨头主导。

平台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有个巨大区别，就是传统企业是边际效益递减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管理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却在不断下降，最终会达到一个边际收益为零的点，公司规模扩展到极限；平台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则是边际效益递增的，网络规模越扩大，网络本身的价值就越大，增加的管理成本与增加的网络价值相比不值一提。边际效益递增的企业，其扩展极限就是全世界。这种产业也会有极强的头部效应，因为用户在一个平台越聚集，对用户来说其获得的价值也越大，用户就会更加向这里聚集，最终结果就是一个赛道上，最终只能有两三家大的巨头在竞争，其他的企业都与其有着数量级上的差距。

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是美国，就规模而言，最有优势的是中国。所以最近十来年的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排行，都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这不是无原因的。

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假说，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在可预见未来是由中美两国的数字巨头主导的。但这些数字巨头都需要超越于本国来形成其战略，否则无法真正地实现自身的规模效应，就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败给对手。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巨头必须超越民族主义格局，否则就会伤害自身的能力，其对第二层次数字世界的主导能力也就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巨头的管理是集中式的，那就意味着主权国家要想对其进行约束，仍能找到切入的路径。

3、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是非分布式管理的，这还没有穷尽互联网的分布式可能性。于是又有了第三层次的数字世界，这会是一种纯分布式的世界，从用户的活动、到平台的管理，都是分布式的。区块链为第三层次数字世界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区块链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为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提供了第三种解法。“囚徒困境”表明，人类彼此之间是多么容易相互背叛，多么难以合作起来，这种背叛的倾向是内在于人性本能的，不可更改。而人类之所以能够站到食物链的最顶端，恰是因为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所以人类又必须在不违反人性本能的前提下，为囚徒困境找到解。

囚徒困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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