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家”注释了上海人的禀性，又潜隐着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智慧。

1979年竖立在大场镇南大路十字路口的高空交通指挥岗亭种楠摄

上海人的好家风之一就是“做人家”。“做人家”，是勤俭持家的通俗表述，例如：“张家嫂嫂真做人家，一块红乳腐筷头笃笃要过三顿泡饭呢。”

“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规定情景下的常用词汇，注释了上海人的禀性，又潜隐着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智慧，也是“被低调”的评估。

“做人家”作为一种集体性格，可从《玲珑》《妇女时报》《良友》画报等报刊文章中一窥草蛇灰线，进入互联网时代，依然在上海人的血管中快活地流淌，甚至延伸到投资置业、家居装潢、招商引资、环境绿化、市政建设等方面。有人说：上海人不大会浪费，这是优点；但束手束脚，气魄不大，错过许多发财机会，这又成了缺陷。

我以为：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做人家”的审慎与内敛值得讨论。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是一座超负荷运转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的数量为全国城市之冠。于是作为一种资源，厂里的劳防用品也被上海人开发利用。如纱手套，根据不同工种，一个工人每年可领到几副或更多，用得当心点，就可省下三四副，交到当家人手里，集腋成裘，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着上学去。保暖性稍差，但总能抵挡一下风寒。

一线工人每年还能领到一两套劳动布工作服，倘若三班倒，还能配给棉大衣，两三年一过也可省下一件，给“长发头上”的孩子穿。有时候我看同学穿起了霸气十足的高帮跑鞋、翻毛皮鞋，就知道他老爸是干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