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课题研究历时12年，最难的就是教材编写。做一套教材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首先要解决学科教育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是课程结构，之后还要考虑创新研究和地区文化渗透教学，最后才是编写和试用，后面还要有多轮的修订和改版。”张健表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总编之外，国学专家、学科教研员、一线教师等群体一个都不能少。
编写不易，审定也是困难重重。2009年至2010年，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弘扬方兴伊始，但国家还未颁布明确的传统文化教育纲要，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和认可程度普遍不高，更别说要正式进入中小学课堂了。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问世后，尽管北京市率先组织了专家对教材进行审定，但还是有许多专家委员持观望态度，表示应小心慎重。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几十年没有开设过国学课了，也从没有过这方面的专业教材教案，这套教材的诞生可以说是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果。一旦进入学校课堂，能够被怎样使用、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得而知。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此前没有任何的借鉴，再加上缺乏相应的国家政策，专家们对课程内容的选择、书籍的编订也都有很多的争议。”张健举了个例子，《弟子规》中有一句为“亲有疾，药先尝”，不少专家对此就有所质疑，“父母生病了，让孩子先尝药，这不是一种误导吗？”而其实，这里所说的“药先尝”尝的是药剂的冷热温度。
教材审定一时间陷入僵局，凝结着100多位学者心血的国学教材，面临着“胎死腹中”的结局。
之后，在一次关键的评审会上，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七、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时任专家组主任的张凯先生力排众议，慷慨陈词，他不仅列举了孩子们学习国学可以获得的立竿见影的益处，更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阐述了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数十年乃至百年后的中国，会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张凯先生说，‘国学延续的是国家的文脉，即使将来教材的使用上会出现诸多不可预料的问题，也应该让它先进入学校进行使用，在实践中检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就像孕妇生孩子，知道孩子手脚不一样长，能不能让她先生出来再给孩子治呀！’”对张健来说，老先生充满激情和鼓励的话语，至今言犹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