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父任湖北师专（旋改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也有增无减。上世纪50年代，余念中小学时，常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长衫客造访武昌老宅，其人总是挟着一个灰布包袱，神秘兮兮地走进父亲书房，闭门良久，出来时多半只拿着叠成小方块的包袱布。显然，这位来自汉口的古董商（隐约记得姓高）又在父亲处推销了几本古籍或几幅字画。家中的衣食照例是简朴的，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父亲辞世时所穿羊毛衫袖口是破的）——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家人早已对此视作当然，节俭是生活常态。
惨遭“书厄”
父母于上世纪60年代初退休，归武昌矿局街老宅所在居委会管辖。1966年“文革”爆发，居委会“扫四旧”之狂热不让于学校，老宅被抄家数次，颇丰厚的藏书一再遭扫荡，其中一些善本、孤本或被撕毁，或充作街巷妇人糊鞋样的材料，父亲作为楚史研究先驱，其撰著多年的三十万言《楚史》稿本（1962年前后余曾协助抄誊）也不知所终，呜呼哀哉！为减少损失，我们通知母亲任职多年的湖北图书馆，该馆派人以麻袋装、板车运方式从冯宅抢救部分藏书（省图书馆还派汽车到街道办事处拖走一部分抄家后堆放那里的冯家藏书）。父亲踉踉跄跄尾随板车走了好长一段路。今之湖北图书馆特藏部还有若干盖冯氏印章的古籍，它们是逃过抗日战火、“文革”浩劫的幸存者。1996年，笔者为钟年、孙秋云、萧放等君著的《中国文化厄史》作序，追述中国历史上惨烈的“书之十厄”，而家中藏书的遭际，过电影似的在眼前一一闪现。
比藏书幸运的，是字画与古钱币，因其一向放在七八只旧箱子里，置于堂屋天花板之上的漆黑空间（无固定楼梯，须搭临时梯子上去），抄家者未能发现。这样，字画、古钱币大部分得以保存。先父辞世前夕（约在1978年岁末），冯家将古钱币数百件捐给复建不久的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历史系。这批夏、商贝币，春秋战国布币，秦半两，汉五铢，乃至唐、宋以降铸有年号的通宝、元宝，成为今之湖北大学博物馆钱币馆的基本馆藏，业内专家评价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