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飘零中的收藏
1938年秋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先父母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父母的原则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而藏书及字画、古器物全数带走。乡居数年，先父教过私塾，继在湖北省第二高中执教，曾任该校校长。因日军反复“扫荡”鄂东山区，家里多次“跑反”（逃难），衣物等抛却不少，而藏书、文物则始终保存完好，乡间亲友为此肩挑背扛，出力甚勤。颠沛大别山区期间，先父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家、方志学巨擘王葆心（1867—1944）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西北文献诸问题（《丹青》收王葆心手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题头，《信札》收王葆心致冯永轩书信多通）。
1942—1945年，先父应聘任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存反映该校抗战间办学的材料（《信札》收安徽学院致冯永轩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父筹划举办文物展览，以期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
1945年抗战胜利，先父母率全家返回武汉，木船所运主要仍然是藏书和文物。翌年先父应聘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信札》收西北大学致冯永轩函），继续西北史地研究（《信札》收西北考古大家黄文弼致冯永轩函），所著《西北史地论丛》及《中国史学史》成稿于此期（二书收入《冯永轩文存》）。
西安乃千年古都，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旧籍、古器物遍于坊间，多真品而价廉。先父与相随西安就学的天琪大哥徜徉于街头古董摊前、城郊汉唐陵园，时有收获。大哥追忆诗云：“秦陵探胜，茂陵访古。偶得刀币五铢，幸获未央瓦当。喜不禁，父子且歌且舞。”
先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不满，课堂上下多作批评，被当局戴上“红帽子”，常有“职业学生”尾随盯梢。先父遂于1949年初离开西北大学，转任湖南大学教授。其时内战正酣，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先父离湘回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