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记忆或物权宣示相比,在树上刻写下的表达感情与激情的文字才是最为普遍和感人的。或许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森林里到处是情感符号,那些在树身的爱情涂鸦或文字既是个人感情的见证,同时也是在公共传播中对情感不断推波助澜的精神氛围。“年轻的丁尼生(Tennyson)刚刚十五岁,在宣布诗人拜伦失踪时,冲出家门失声大喊:‘拜伦死了!拜伦死了!’在他躲起来哭泣的茂密山谷里,他在一棵树身上刻下:‘拜伦,原谅我们吧。’”(11页)还会有比这更感人的书写方式吗?
当然,树也会引起忧虑、不祥、惊慌、恐惧等情感。在西方文化中这类情感的根源多属于基督教传统,在《创世记》中就确立了树的不祥气质,蛇缠绕着盛开的知善恶树的枝干,多少世纪以来都象征着诱惑与堕落(73-74页)。科尔班让我们重新认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树:“树通常是不祥和血腥的,与死亡相联。它一般是在剧本的第五幕——悲剧到达顶点的时候——出现。在《奥赛罗》《麦克白》《雅典的泰门》里都是如此。”(81页)树的恐怖与血腥也总是与犯罪、惩罚、大革命等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吊在树上的尸体到断头台下的鬼魂,树的恐怖力量是赤裸裸的。从在美国西部作为绞刑架的树,到在法国被称为“正义之树”的木制断头台,都足以引发恐惧。“在复辟之初,人们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期,砍头的场景甚至时常发生在小城镇里。当然,断头台不是树,但断头台的柱子、‘它的木料’却在观者心中挥之不去。电影史家达尼埃尔·塞尔索在让·雷诺阿的《乡村》中找到了关联。通过颠倒素材,导演用可怖的树杈的出现暗喻断头台。”(86页)在我们的电影记忆中,树也有作为血腥屠杀的工具的镜头。例如电影中的洪常青就是被绑在大树上烧死的,但是当年我们对这棵大树却不会产生恐怖之想,只会产生模糊的“英雄之树”这样的概念。看来科尔班关于树与断头台的研究还应该收集更多的历史与文艺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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