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艰辛的年代中，杨荫深先生凭一己之力，在古代典籍的大海中，索引钩沉，披沙沥金，梳理出民众生活事物掌故，汇于一炉，这种志在弘扬整理华夏文化，传承民族精粹的志向是可贵的，而“甘坐冷板凳”的刻苦治学精神更是弥足珍贵！有人或许对这种学术成果不屑一顾，认为它都是古书上辑录下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做学问，写文章，我历来崇尚两种价值，一个是独具慧眼的新颖观点；一个是可以实用的资料功用，前者振聋发聩，后者则可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料功用。现在学界有一个很坏的风气，表现为食洋不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很有市场，一些研究者的研究内容大量抄袭国外，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回头看杨荫深先生那一批民俗学人，他们“有热心肠，坐冷板凳”，怀抱振兴中华文化的理想，夜以继日，孜孜不倦，钝学累功，积学聚宝，整理和研究，艰苦地磨砺。那个年代出过一大批专家，为民俗学术事业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其精神本身就是值得后学继承的一笔宝贵财富。亘古以来，历朝历代的风俗总是器物文化、世道人心的伴生物，它也是时代走向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近世以来，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跨越，以及当今社会正在向信息文明迈进，作为民众生活固有的组成部分，日常的生活事物正在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然而，当今的态势是：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外越来越多，但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重读杨先生的这部书，我感到应该有一种发展的思想，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如果将这部《丛谈》书名中的“事物”改成“风物”的话，可能与这个眼花缭乱的时代更为贴切。当然，限于时代和条件，这又是我们不能苛求于杨先生的。1986年，我曾提出研究“风物”的概念。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举例说吧，辛亥革命之前，各类制造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如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洋针、火柴等大量输入，这些洋货固然都是物质的；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或使用，或感新奇，或为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继而国内的民族资本纷纷投入，兴办实业——这就是“风物”的导入引发国内的工业变革，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即精神在起的作用。或许这样理解“民俗”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是恰当的，至少是不无裨益的。“风物”从历史沿传来，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具有一定特色的心态、习惯、仪式、制度等，是一个外延相当广泛，反映民间文化最一般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