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得知CETA筹到资金为我们的汉英词典邀请了两位中国词典学家访美,其中一位正是陆谷孙,这让我激动不已,另一位是他的复旦同事薛诗绮。我们在美国第一次见面时,并非汉语语言学家的CETA秘书长问陆谷孙:“我应该称呼您陆,还是称呼您谷呢?”于是便有了“陆谷”之称,我想他的中国朋友后来也这样戏称他了。我们还开始彼此称呼为“同志”,这两个称呼总是伴随着会心一笑。
CETA为陆谷和薛诗绮(“公爵”)在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公寓,我们的同事鲍勃·当恩为我们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办公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一起为汉英词典工作了六个月。除了一堆词典,陆谷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册《余姚史志》。他会跟我讲他在余姚长大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给比他小的孩子演绎福尔摩斯探案,当然也讲他的父亲,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除了工作时间,我们还常常聚在一起吃中饭、晚饭。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陆谷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去他公寓吃饭,他亲自下厨。他做了炒饭,还有几道不知叫什么的菜。毫无疑问,那是我吃过最难吃的一顿中餐。尽管菜谱是他的夫人林智玲提供的,他夫人可是位一流的厨师,陆谷却始终没能学会做饭。他一生属于书斋,不属于厨房,看来是有道理的。
这期间我跟陆谷和公爵有几次旅行。一次是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亚洲研究大会,另一次是去纽约拜访《美国传统词典》的编者,同时游览观光。在纽约时,“男孩们”(陆谷和公爵的共同称呼)在市中心曼哈顿一个非常高级的常春藤俱乐部过了一晚。我记得跟他们见面一起吃早饭,然后陪他们去房间拿行李退房。开房门的时候,陆谷一下把门把手拔了出来,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可怎么办?”他问我。“跑!”我们拿了行李,直奔前台退房,然后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这之后很多年我们总会聊起曾经“公然破坏公物”,笑话陆谷超人的力量,还有那个可怜的、毫无还击之力的门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