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我很荣幸地与我的一位CETA同事一起到中国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编写，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锦江宾馆（我和陆谷后来就称之为JJ），在附近一个由译文出版社提供的办公室工作。那是专门为外国客人准备的，有一个烧炭的取暖器，伴我们度过上海阴冷潮湿的春天。我们的“保姆”是顾浚，他的英语和我的汉语一样糟，所以我们相处甚洽，尤其是去北京、西安和杭州的旅行。除了在词典组交了吴莹等新朋友，最开心的事就是陆谷来办公室，或者邀请我们去他复旦的家，谢天谢地，在那里他不用亲自下厨。我们总在一起吃饭、喝啤酒、聊生命，谈笑风生。
我记得在一个闷热潮湿的上海的夏日，跟陆谷还有其他几位词典组的成员一起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这家店的特色是冷面，有防暑降温的功效。我们坐在二楼一个带木头窗格的房间里，突然一个窗格被打开，出现一位中国老头，他扯着嗓子跟我们激动地说了几分钟的话，还打着手势。等到老头又突然消失之后，我和陆谷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同时问对方：“他在说什么？”我对陆谷说他肯定在说中文，而陆谷则说肯定是英语。我们一起笑起来，继续吃我们的菜，喝我们的酒。
我们去无锡玩的时候也有一件难忘的小事。我和陆谷都喜欢小笼包，在上海吃了不少。我们在无锡逛了一整天，晚饭前进了一家饭店吃点心，作为小笼包行家，我们决定点好几笼。服务员问我们是否确定要点这么多，我们头也不抬地说：“当然！”然而我们哪里知道，无锡的一笼至少是上海的两倍，打开笼盖的时候，我们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英雄”到底，于是又多点了几瓶啤酒，硬是把小笼包全吃完了，终于没让那些兴致勃勃盯着我们看的饭店员工失望。就是在那里，我们重新给小笼包命名为“大笼包”。那天晚上我们没再吃晚饭，很可能第二天的早饭也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