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参加陆谷的追悼会，一个朋友告诉我，陆谷曾经说起1982年的那六个月是他编词典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愿我也是他那些快乐中的一小部分。
1985年，陆谷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美，和他的女儿陆霁在我位于马里兰塔科马公园的家里住了六个月，这段时光让陆谷成为我的朋友，甚至是大哥。他是个无可挑剔的客人，总是坚持帮忙做饭、打扫、买东西。陆谷帮我最大的一个忙是在我上班时给我的爱尔兰塞特犬“达比”作伴。陆谷、小霁，还有达比成了好朋友，“英雄般的”朋友，陆谷是这样说的。陆谷回国后寄给我的很多信里总会问起达比的近况，往往先问候它，再问候我！那段时间里陆谷的厨艺也稍有长进，他的拿手菜是鸡肫炒洋葱——洋葱真是多啊！
陆谷宠爱十五岁的小霁是最让人心头温暖的场面。他给小霁报名去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几乎每天亲自接送。作为给小霁付学费的“回报”，陆谷会让小霁每天学五个英语单词，然后定期给她测验。我会跟他抱怨小霁看电视太多，但是没有用。当然，判断错误的是我，小霁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两个可爱女儿的母亲，婚姻美满。我对这段日子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坐在客厅里，跟陆谷谈天说地，什么都说，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听鲍勃·迪伦的音乐，“死去的士兵”付出最终的牺牲。
1990年夏我与陆谷再度合作，我在上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我的《吴方言词典》做最后修改。尽管陆谷是个彻头彻尾的余姚人，他还是给我解释了很多上海口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这一次我在他复旦的公寓里住了一个星期，白天工作，一起吃饭，傍晚一起在校园周围的田地里散步，走很长很长的路。幸运的是，陆谷有个好阿姨，能做饭，能照顾两个无助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