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是长谷部恭男追问“法律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第十章“法律与国家——何者优先？”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的区别，说明“国家是法人”。那么，宪法由谁制定、如何制定呢？在澄清了“在宪法制定之前，‘国民’是否真的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概念问题之后，他认为“存在一个能够发挥功能的宪法（实质意义的宪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制定宪法时，就应该让有权者有直接表达意思的机会（国民投票）”（150页）。但是，马上就引出第十一章“为何采取多数决？”的问题。“多数决作为寻求正确答案的手段”，当然不会没有出差错的可能，因此如何防止多数决的错误？首先是权力分立，如设置违宪审查制度，可以通过法律程序预先排除多数人的偏见；另外就是发挥处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团体的作用，这是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观点。有点出乎意料的是，长谷部恭男在这里笔锋一转，讲到了发生专制与一般众生的关系：“如果这个世界会产生专制，那么专制发生的背景特征是什么?我眼前所浮现的，是许许多多相似且平等的人，对自己微小且庸俗的快乐充满幻想，由于希望获得这种快乐而不眠不休奔波忙碌的光景。任何人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和其他人的命运有任何瓜葛……”（176页）或许从这里应该想到的是，要回答“法律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还关系到“我们”究竟是什么。
最后一章回答全书开头提出的问题，人民“有遵从法律的义务吗”？他不同意苏格拉底接受雅典对他的死刑判决的理由（载于《克里同篇》），不同意的理由是，“仅仅因为长住在同一个国家，该国所定的法律不论多邪恶也都必须遵守吗？这真是岂有此理”（199页）。这可以看作是对“说吧，法律”的最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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