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编写文学史为例。国人向有编撰文学史的嗜好，我见过一个材料说，解放以来编写出版的文学史超过了一千五六百部之多，这当中主要是中国文学史，而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文学史倒也不算太多。然而，就已经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而言，其实真正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得到数代学人认可的，则非杨先生联袂吴达元和赵萝蕤两位先生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莫属，尤其是上册，学界一致认为，这部文学史“材料详实，不发空论”。而据参加编写的前辈说，当年杨先生召集撰稿人通稿，那真的是一字一句抠出来的。但学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到我们入学时，先生每每提及这套文学史，总是谦虚地说，这套书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受“文革”前资料条件的限制，有些提法已显陈旧；二是受前苏联比较僵化的一套思想影响，有些观点早就该扬弃。但木已成舟，只能等以后有条件再行修订了。
说是等以后有条件再修订，但对像杨先生这样从来见不得自己作品有任何瑕疵的完美主义者来说，根本不可能束手等待。
我们1978年秋天进校后不久——大概11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这不仅是打倒“四人帮”以来、而且是建国以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领域的第一次盛会。全国七十多个单位、一百四十多位代表，包括一些当时就年逾八旬或年近八秩的老前辈如曹靖华、朱光潜、伍蠡甫、梁宗岱、李霁野等都赶去参加了会议，周扬、梅益等领导同志为大会作了报告。杨先生是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会上做了“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的长篇主题发言。
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刚发表不久，全国上下都在对“两个凡是”进行思想清算。因此，会议也好，媒体文章也好，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对“四人帮”的声讨，都在大谈拨乱反正的必要性、重要性。然而，杨先生这篇经修改后长达一万八千言的讲话，却只用了不足千字的篇幅就打发了那些理论务虚的客套，径直进入了外国文学研究该如何翻开新篇的务实的话题。而令我印象至深，甚至略感吃惊的是，先生在谈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和重点时，竟有一种甚至连台上端坐着的那些领导恐怕也不太具有的理论自信。对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种种当务之急，先生不仅早有周密细致的考虑，而且在许多具体的学术难点上如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都逐一做了切实可行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