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会议之后，先生即着手对《欧洲文学史》中他所担纲撰写的部分做扩展性的研究。此后三年，他在指导我们八位研究生的同时，自己陆续完成了对这一时期十来位作家和诗人的专题研究，写成了这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初稿。先生后来对自己写作目的做过一点说明，他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实在薄弱，国内介绍得也太少。其实十七世纪这段历史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全球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尝试和失败，在英国，它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对欧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过去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却太不够了。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问世至今已逾三十年，然而重读这部专论就会发现，书中所论作家、作品，以及对各个文学话题的探讨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文学研究平台上仍透射出令人赞叹的启迪之光。为什么能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论述和见解全都是作者对第一手材料的发掘和辨析。最近我查阅了英美几所名牌大学开设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课程细目，坦而言之，杨先生这门课与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许多细节和见解上甚至还更高一筹。
例如，有关弗朗西斯·培根的评介，同类文学史大多仅限于对其身世和论述文做些常识性介绍，而杨先生则与众不同地强调指出，“论说文只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哲学、历史、法律、文学等诸多方面，他立志闳伟，意图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创建新的哲学，来代替旧的、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此，杨先生将评介重点移至培根的鸿篇巨制《伟大的复兴》、尤其是该著的第一部分《学术的推进》上，专门对培根划定的“知识”和“学术”——亦即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知识”形态和“方法论”雏形，做了详尽而独到的分析。为了让中国读者对培根深刻的思想和缜密的文风有具体的了解，先生还从这一章中摘选了大约两千多字，翻译成中文，并做了详细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