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杨先生对培根的介绍和论述与2006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关于培根的文字作了比较，发现后者也是将关注的重点置于《伟大的复兴》，而所作思想分析则没有超出先生成文于1984年的对培根的把握和论述。
杨先生对十七世纪有一个重要发现，即一个时代的主导文类、文风是随着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说，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但是，与上一个时代相比，早先那种建立乌托邦、开辟新天地之类的人文主义理想显然已黯淡下去，而代之以一种内向的、忏悔式的、表面上说教，内里却又玩世不恭的社会心态和文风。曾经流行的抒情诗不见了，戏剧也因清教的禁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主导文类就渐渐变成了包括政论文、布道文、议政手册在内的“散文”。而这样一种散文，作为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学性”又如何体现呢？
大概是在1980年的上半年，有一次在先生家聊天，不知怎么先生突然说起了《昭明文选》。他从中国这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典籍将一些诏书、奏章、颂词，甚至诔文、封禅文等应用文收入其中一事，引出了所谓“文学”究竟有无本质属性的话题。先生解释说，我们通常都习惯于把有定型的文类（genre）称为“文学”，如诗歌、小说、戏剧，然而，“散文”的概念却很宽松，小说、戏剧，甚至“诗歌”（散文诗）都可归纳其中，推而论之，哲学著作、社科著作、科学著作是否也可视为“散文”？随笔、小品文、游记等，当然毫无疑问是“散文”。可这样的“散文”作为文类来说，其文学性就很不明确。有的“文学”价值很高，有的则算不上是“文学”。而这么说来，所谓“文学”，其实是无法以“文类”或按照内容来划分的……先生很兴奋地就所谓“文学”的来历侃侃而谈，而他的这番钩沉与联想，对古文童子功欠缺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闻所未闻。英国著名散文作家赫兹里特曾著文描述他聆听柯尔律治演讲时如何由衷地折服，折服到不知所措的地步，我想当时的我们大概也不外乎那样一种状况。可先生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些问题，他究竟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学术探求，我们当时却没顾得上再刨根问底地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