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一饰演《八月》主角晓雷。
而且九十年代，没有像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那样有特别明显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我觉得九十年代每天的生活其实都是一个事件。每天可能都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观念都在改变，每天都有突然的变化。
我没有特别理性地去分析九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现在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还是站在我当时的角度上，也就是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角度上。《八月》这部影片我想表达的其实抒情大于分析，或者说抒情大于批判，抒情的份量更多一些。因为我必须承认在那些年，在我的各个年龄段里，那对我来说是最黄金最美好的一个时代。
我更多表达的是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留给我最美好的那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态度，人与人之间那种简单的相处和投缘，这是我最想表达出来的。至于说时代的特质，或者时代变化的特征，我觉得它就是存在于那里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中去接受去面对这种变化。《八月》的故事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到1995年之前这么一段时期。大家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而且那种集体主义的生活还存在，甚至不乏浪漫。
秦晓宇：我觉得通过《八月》，我们可以回望那个年代，从中看到那个年代特别美好的一面，在和当下的对比中，它甚至显得尤其美好。但是我们也能够在这种美好的深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疼痛。
晓雷和爸爸在地里吃西瓜。
比如说影片当中的父亲，他就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变革面前显得尴尬和无力。影片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但市场经济的变革好像就是一个让你低下头颅的过程，价值秩序在转变，父亲无所适从，最终又必须接受，这种纠结和矛盾非常耐人寻味。
张大磊：这种变革直到1998年左右才比较明显，劳动者们已经开始直面这些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困境。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就是《八月》所描绘的那个时代，这种改革刚开始，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还没有感觉到压力，一部分人觉得很新鲜，终于可以放手做一些事情，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不适应。
秦晓宇：我刚才说，孩子也被卷入其中。大磊说影片更多的是抒情，但在电影制片厂改制之后，它被一个姓韩的主任承包了，晓雷和韩主任的儿子之间似乎一下子就有了阶级和等级的差别。韩主任的儿子颐指气使地对待主人公晓雷，气得晓雷拿双截棍去追打他，这是特别有意味的情节。
我们能够看到，每个人都被时代席卷着往前走，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连孩子也不能例外，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所以我觉得《八月》的动人之处在于，其实时代的沧桑变化还是挺残酷的，但是从一个孩子身上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温暖与美好。整个影像风格也比较朴素，它并不是用一种唯美的镜头语言在抒情，而是用一种纪录片化的风格进行表达。
张大磊：这样的问题和矛盾是我们成人眼中看到的，它是一种成人眼光。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那个时代对于晓雷来说，其实是一个机会。我是这样去理解的，就是他所崇拜的那些暴力终于有机会来施展了。因为男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些暴力的倾向，暴力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安全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终于有机会来施展这个了。
晓雷的变化，和父亲的变化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的瞬间，都是在潜移默化地慢慢地去承受或者去接受。其实父亲也一样，他从最初认为“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到最后欣然接受现实。同样的，晓雷没有特地去学习什么或去接受什么，但是最后从他嘴里，跟三哥说出那样的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成长了。
关键词：呼和浩特
秦晓宇：说到晓雷的暴力，我还想说我跟大磊都是呼和浩特人，那是一个胡汉交织的地区，男孩普遍以勇敢和暴力为荣，所以晓雷的脖子上总是挂着双截棍。影片中，他因为崇拜野蛮的三哥而一心想去就读的三中，离我住的大院也就一百米的距离。
张大磊：我们剧组大部分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包括主演张晨，还有制片人张建，都是呼和浩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