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国了。其实我走的时候连匈牙利在哪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匈牙利不要签证。”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泽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私人诊所里当医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余泽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着被遣送的危险。“后来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坐在那儿就哭了，于是从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叫《玻璃鸟》，在匈牙利最开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状态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鸟，五脏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简单又单纯。”
1992年，余泽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幸好我人缘不错，有一大群朋友愿意帮我。有的朋友怕我抑郁，给了我很多书让我看。我在匈牙利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第二本是《鸟人》，第三本是《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科波菲尔》对我做人的影响特别大：一个善良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他的善良。”
除了精神上施以援手，余泽民的朋友也在生活上给他很多照顾。“好些朋友都给我一把钥匙，说你要是没地儿去了就来我家。所以我有一大串钥匙，得有20来把。几乎每天都有朋友问你干嘛呢，你有地儿吃饭吗，没地儿吃饭就跟我走吧。”余泽民说，那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是他彼时最大的宽慰。
持续到1999年，余泽民在布达佩斯一个华人报纸那儿找到一个工作：翻译一些当地新闻，然后进行编辑，这样做了三年多。
“到2002年时，我开始翻译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时候，基本上就专门做翻译了。但是仍然挣不到钱。期间我还教过太极拳，假期的时候跟着朋友去他家乡做果农、蒜农，每天能挣几美金，我们干一个月，攒一点钱就一帮人拿着钱去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