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善于辨析、取舍精华与糟粕。这样,它将丰富艺术的思想与感情,扩展艺术的境界,加强艺术的表现手段,使生活的感受,得到艺术的升华,使生活化为艺术创新的实力,它正是主要基础。
历来有"眼高手低"这句话,是作为讥笑之辞的,其实这是真理。事实是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眼领导着手,眼确乎为手的依据,手完全是跟着眼走的,眼高手才能追着高,眼低手就只能跟着低,而且比眼更低。这说明要手高,先得使眼高,才能使手带到高处。艺术创造,要有根据、规律。不知哪是艺术的根据、规律,这个责任,首先在眼,因为手被不高明的眼在瞎指挥。由此可见,在实践过程中,同时要不断解决眼的问题,把眼界引到广阔的艺术天地中去。哪里是广阔的艺术天地?到生活中去,这是一面;另一面,在于借鉴,到传统的艺术流派中去,分析、揣摩和理解它,理解它的一切导致艺术形象的规律,借以提高艺术认识,这样来领导手在现实的艺术创作上翻腾幻化,出现一个飞跃。
从来的绘画,都有它的继承关系,所以要推陈出新。陈与新是相对而言的,没有陈就无所谓新,新正是从陈中出,新才能高妙;从陈中入,而不是抄袭,然后出新,这便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继承不从这里、便从那里,不从近一些的、便从远一些的,不从狭隘的、便从广阔的,既然要继承,就产生了选择的问题,何者为艺术性高,何者为艺术性低,要从借鉴中求得一个比较,何者吸取,何者扬弃,这又有一个爱好的问题。爱好有时会有偏向,要端正自己的认识,仍然要在借鉴中求得正确的方向与好尚。这便是风格的高低。风格的要求,自然是要高而不是低。
从生活中来现实艺术创作,"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精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在18、19世纪,德国的歌德、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先后提出文学是以形象思维为其特殊的思维方式,而唐代张彦远提出绘画的"立意",是指的什么呢?这个"立意",就是艺术的想像,也就是形象思维,说是对形象的描绘,是先要运用形象思维的。在更早些时,东晋谢安论画,被推许为"自苍生以来所未有"的顾恺之,对描绘的论证,特别提出了"迁想妙得"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所谓"迁想",这种想像,也是形象思维。
文学的形象思维与绘画的形象思维,有它的共通性,绘画的艺术形象,早被称道为"富于诗意"。唐代王维的诗与画,被赞叹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又以"春山淡治而如笑"等四句来形容四时的山色。这又用文字来艺术地论证绘画的想像。诗情画意,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从来的绘画,所以又称之为"无声之诗"。
文学与绘画在情意境界联袂接壤,而两者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又有各自的思维,因为文学是以文字来表达形象,是以文字的艺术性来表现形象的艺术性,而绘画是以笔墨直接描绘形象,是以笔墨的艺术性来表现形象的艺术性的。文学以文字来表现形象,使人从而想像所表达的艺术形象是如此这般,而绘画以笔墨来描绘的形象,是使人直接见到所描绘的艺术形象是如此这般的。这样,文学的形象思维,将符合于文学的艺术性,而绘画的形象思维将符合于绘画的艺术性。三国时期魏国曹子建《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以"鹤立"来形容"竦轻躯"又联系到鹤的"将飞"的形象。这在绘画,思维在于这一形象的特有艺术情态。而文学的形象思维,却落到了"鹤立"与"将飞"这一形象上,正显示着文学与绘画各自的具体思维。然而提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却完全有它的共通性。这正"迁想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