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原万里终于有一本书被译介到国内,让人由衷欣喜,同时也不免有些遗憾: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她留下的作品想象其飞扬的思绪和辛辣又谐趣的“毒舌”。
和其他日本作家不同,米原万里具有日本人当中少见的直接和尖锐,以及不惧怕谈“下三路”话题、富有幽默感的辩才。她并非为了吸引眼球才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那是她本身的强烈个性直接跃然纸上。
对于任何一名写作者而言,作品都是其自身经历和记忆的累积与折射,这一点在米原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她有很多特别的头衔:共产党人家庭长大的孩子,曾就读于布拉格的苏维埃学校,东大俄语系研究生,日本头号俄语同声传译。乍一看,仿佛是非同一般的经历造就了米原,但在读过她的若干部作品和他人关于她的文字之后,不得不意识到,米原的特殊性来自经历,更来源于她的性格本身。毕竟,有着和她同样经历的妹妹井上由里(日本作家井上厦之妻),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学厨艺,开设料理教室,相夫教子。而米原则忙于口译、写作和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还有她的数量众多的猫狗们,一直未婚,在五十六岁早早离世。她留在身后的,有近二十本杂文和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米原万里
跳舞的女孩
米原万里1950年生于东京,小学的时候,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赴日演出,父母带她看了演出,她从此一心要成为舞蹈演员。母亲给她报了舞蹈班,小学举办演出时,她一个人在舞台上跳了四十分钟。老师也哭笑不得,说“下次只跳十五分钟吧”。那是日本的教育尚未变得僵化的年代,老师和家长都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即便以当时的“松弛”标准,米原也是个恣意生长的孩子,她的母亲后来读到《窗边的小豆豆》,觉得“豆豆是个奇怪的孩子,不过我家万里更奇怪”。
米原的父亲米原昶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高层干部,1959年,也就是米原九岁那年,因为日本国内的风潮渐紧,父亲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编辑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一家四口前往布拉格。明面上,米原昶是科学学术东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还用了“大山”这个假姓。万里和由里姐妹没有上日本人学校,而是入读苏联大使馆附属的八年制学校,该校采用俄语授课。
那个跳舞不知疲倦的女孩对舞蹈的热爱持续着,并将成为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的基石。也是在布拉格,因为有专业的老师和更具舞蹈素养的同学,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成为专业舞者。克服了语言障碍之后,米原邂逅了书籍。苏维埃学校的教育偏重阅读原文,每个孩子去图书馆还书时,都必须向“可怕的图书管理员阿姨”复述内容并谈论感想,不能简单地只是一句“读完了”。米原日后回顾,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训练。十四岁回到日本后,她仍然保留了每周借阅四本俄语书的习惯。同时,为了弥补五年不在国内落下的“语言疏离”,少女米原把图书馆的书从《古事记》一直读到《伊豆的舞女》,并得出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结论:“以前的日本小说非常有趣,但似乎就是从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仿佛作者不予余力地想让作品变得无聊,那大概是和传统的决裂,但总之就是很无聊。”
同传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