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梅尔：这一现象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正如您刚刚所说的一样，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伟大的作家，然后在某种程度上他才是第一位真正的伟大的心理学家。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现代人，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不能去夸张这一点，不管怎么样奥古斯丁当然是古典时期的人，但是他在《忏悔录》中恰到好处地用深度和敏锐度拆解了人性里最微小的冲动，还有他对于孩童般单纯的人的观察，这些都让人们印象深刻，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也许这种吸引力的一部分就在于一个离我们很久远的人物所拥有的一种既隶属于古典同时又让人感到非常现代的结合。
盖斯勒：现在说说汉娜·阿伦特，这也是您的专业领域，我们可以说汉娜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汉娜是否给自己贴过这样的标签，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她。同时她也沉浸于研究教会导师，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走到一起呢？
特梅尔：是的，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阿伦特也研究过新教的神学，不只是哲学和希腊语，还有神学，而且至少在这一早期阶段，她的基督教神学肯定是比犹太教神学要好的，在这一时期之后她才阐释了德国犹太教的复杂，由此她才产生了兴趣。阿伦特说过：“在二十年代，犹太文化更多是美学上的东西。”而阿伦特吸引我的地方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她真的可以对每一个人都做出论证式的分析，就像对奥古斯丁，与此同时他又被认为是她的挚友与守护者。我们去读阿伦特博士论文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会觉得她完全拒绝他说的一切，但他的思想一直伴随到她最后的作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关于意志的思想还通过爱观渗透着意志的分裂与愈合（Heil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