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告别的过程在李六乙版的《樱桃园》里，被刻意拉长，变为一种磨磨蹭蹭的“仪式”。这种“仪式”里包含的对过去的不舍，并没因演员纯白的服装和端着的表情而多出“高贵”的成分。相反，正如其他演员赤脚只有罗伯兴穿皮鞋，意图太过直接与明显，这只会让已被各种类型的国外好戏喂刁胃口的观众感受到矫情与小气——停顿是对舞台空间以及观众时间的双重浪费。
同样是表现这场告别，同样选用童道明译本创排的林奕华版《樱桃园》，则给出相当简约却非常高明的处理。得知庄园易主，众人在近乎黑暗的环境里收拾行李——要走，灯光大亮却是他们的定格动作——想留，如此反复几次，一切昭然，而且角色都在说人话办人事。
对于李六乙版《樱桃园》受到的评价，创作者当然可以用“曲高和寡”回应观众的“不足”。但如果真将作品当作“阳春白雪”，不是应该只做内部演出给知音瞧瞧就作罢吗？何必要连续公演两周？这版《樱桃园》节目单上“导演的话”中，由前面提及的“生命就要过去了，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这句话，近而思考生命与生活的关系，导演认为这是对生命眷恋的诗人，为世界留下的美丽的充满诗意的忧伤，是契诃夫自身悲悯的呼喊。但其实，那句被放大再放大的话，只能勉强看作契诃夫对《樱桃园》剧作的总结，万不可当成他对人生的定论，契诃夫在《樱桃园》后还计划再写一个剧本，只是有心无力才让《樱桃园》成为他创作生涯的“天鹅挽歌”。
该剧结尾长时间的轰鸣声中，定神细瞅，舞台正被分裂开来，露出堆着各种杂乱道具的后台，无论有无歪歪斜斜躺着、写有“戏比天大”字样的牌匾，也无论导演通过媒体怎么强调并没用“樱桃园”指涉北京人艺，仅凭开场前印有“首都剧场”的幕布坠落，就无法不让观众产生联想。这部话剧在北京人艺的舞台公演，固然体现剧院的胸襟与气魄，却于艺术家的格局有碍。不久前上演的李六乙导演的《小城之春》，舞台还原费穆先生电影的神韵；而这部《樱桃园》，以为与契诃夫隔着时空惺惺相惜，却只是想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