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的观众越来越将经典视作智慧的成年礼，话剧舞台就更离不开有分量的作品支撑与回应，戏剧剧本本身具有独立性。“我们既用文学名著舞台化的方法保留住经典，同时也需要舞台对小说的精神重新梳理，并且做出现代性的思考，它们彼此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罗怀臻认为，此次话剧《白鹿原》的成功，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表达，积累了新的经验。
在小说《白鹿原》精深的文学文本中找到精魂
如何面对一场博大精深的书写？《白鹿原》铺写了渭河平原半个世纪的斗转星移。但原著呈现的密度之高，层次之深，又何尝不是对频频凝视着的改编者的一种“眼花缭乱”的诱惑。所谓各花入各眼，在20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改编中，有人倾心于黑娃与田小娥充满原始力量的情爱，有人将其中的女性角色视作滋养罪恶的阴性容器，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娇美注定难以逃离被烈火燃烧殆尽的命运。还有更大胆的改编，甚至将白鹿原的两大家族之一的鹿家戏份全部拿掉，单表一枝。
这一版的改编直面了小说的复杂性，罗怀臻说：“剧作家不是技巧性地去改编，而是带有冲动地去完成一次生命介入。”
《白鹿原》之“重”在于以白嘉轩、鹿子霖作为经络人物，以他们分别代表的白鹿两家的世代恩怨故事，阐释白鹿原上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命运。而隐藏在背后的另一组重要冲突，是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的乡绅文明，以及以血亲族亲为纽带的家族文明，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与观念的破坏性冲击。无论是放大白嘉轩和鹿子霖对世族权力的争夺，还是他们的子女们以新派思想对固有的、强硬的“父亲权力”发生的对抗，可以发现，陈忠实为乡土中国“立传”的同时，他的内心既开阔，博大，但又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那是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中的阵痛，那是价值观转换中产生的是非的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