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它很“土”，却土得那么地自然生动，而不再是嫁接在剧场里的声音景观。
华阴老腔，牌楼、祠堂，陕西方言，乃至村民脸上、衣服上的风尘仆仆，都关联着整个故事的完成度，而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叠加与运用。原上的村民在扮演局中人的同时又担任旁白，在叙述中高浓度、快速地推进剧情发展，犹如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设计。高悬着的“仁义白鹿村”的匾额如风中的寒蝉，在每一次冲突发生时摇摇欲坠。布景道具均经过精心的设计，那是具有现代感的视觉审美，是“写意的实景”，或者说“用物质完成写意”产生的凝练与精粹，是淘洗过的审美。而对陕西方言的使用，更使《白鹿原》超越了地方戏的局限。
“方言不是噱头，也不是猎奇，而是这部话剧表现的必须。”罗怀臻认为，在话剧中使用方言不是为了刻意“寻找”地域感，而是地域感本身太充沛了以至于不得不那么表达。地方方言上的差异，带来的语言趣味与审美距离就像“抖包袱”，不仅不会影响观众去理解，反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这点上看，《白鹿原》真正做到了剧场观众的全覆盖。
语言有时和情感的表达、文化是链接在一体的。“就像中国观众观赏歌剧，永远不能像意大利观众那样看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观赏的不仅仅是表演，同时也是生活。”罗怀臻说：“人们看这一版《白鹿原》时甚至一点儿不期待明星出现。因为我们真真实实看到的是一群人物，看到我们民族的历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