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鹿兆鹏较为正面的领导干部形象，孟冰将这一笔彻底改掉，重新写了一场戏。他强调这一次是从“正面来写鹿兆鹏和白灵的爱情关系”，并保留了组织上让他俩以假夫妻生活在一起的前提，但是正因为此，俩人产生了正常的感情关系，并且“在这场关系里，白灵还稍显主动，而反过来鹿兆鹏对白灵的感情是有所顾虑的，最终是白灵说服鹿兆鹏要一起面对困难，鹿兆鹏最终同意——这样对党的干部形象塑造更为正面”。孟冰认为这次的改变虽然在人物的深刻性上和上一稿有所区别，但“可能更忠于原著”。
孟冰有些无奈。
但无论如何，“性”有时恰恰表现的不仅是性，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真实，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性带来一种鲜活和能量，也同时最能揭露一个人隐藏的性格本质，孟冰认为少了这一点，“艺术作品最起码是不真实的，缺乏一种生活中的味道”。
从本质而言，究竟该如何表现“性”，涉及到了重大的美学理论问题，对此孟冰也有诸多不解，“舞台高于生活，究竟怎么高，高在哪，高多少，到底应不应该高，高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今天的批评家、理论家应该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将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其在语言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戏剧台词的表达方式特殊，和文学不尽相同，“小说不论怎么写对话，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平面，是在一张纸上，人们去阅读它，是不会出声音的。而话剧不同，所有台词都需要演员念出来，让观众能听到。那时候话剧演员不带麦克风，一定要把声音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话剧的文本在创作上却要兼具口语化的特点，要能带动观众的情绪，有煽动性，并且有特殊的节奏感。此外，陕西人艺的演员具有先天的语言优势，全程浓郁而地道的方言达成了对原著的回归和尊重，没有人会因为口音的差别而“出戏”，而这无疑是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院团所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