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无疑是其“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最佳体现,整部交响曲的重点也无疑是第四乐章“欢乐颂”。乐章的开始,贝多芬首先依次引用了前三个乐章的主题,并且每次都用一个宣叙调将其否定,之后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了欢乐颂的主题,这颇有些“请君莫奏前朝乐,且听新翻杨柳枝”的意思。随后,贝多芬将这个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变奏。
不得不说的是,在乐队与合唱队几近完美表现的同时,郑明勋过快的演奏速度致使整个乐章变得虚张声势,丢失了贝多芬音乐中的张力和韧劲。这特别表现在第四乐章进行曲部分的变奏和乐章结束之前最后一次重唱的时候。贝多芬创造性地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乐队的编制引入到了这个乐章之中,音乐从开始的欢乐颂的装饰变奏进入到性格变奏的部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结构转换的位置上,是需要有所停顿的,而且贝多芬也的确在休止符上标记了延长记号,以给听者留出情绪转换的时间。然而,郑明勋却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停顿便进入到了进行曲的部分中。之后,贝多芬所标记的速度记号是“A11egroassiavivace,a11aMarcia”,即“很活泼的快板,进行曲风格”。一般的乐谱编辑者会在乐谱上标记出一个节拍器的速度,即一分钟84拍。这个速度建议的确偏慢,但是郑明勋的指挥也实在是快得没有任何理由,几乎已经接近一分钟140拍的速度。这致使之后的男高音被迫大大加快演唱速度,使原本严肃的音乐变成了一出意大利喜歌剧中的“急口令”。在最后一次重唱中,由于前面的速度过快,致使这里本应该Adagio(“柔板”)的速度也难以立即放慢而变得急促,音乐整体上也没有平静下来,无法与之后Prestissimo(急板,即能演奏多快就多快)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使音乐最后的高潮因失去了铺垫而显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