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偷牛案激发了人之为人的“不忍之情”,“这事怎么着也让人觉得心里堵得慌”。内心本能中的怜悯促使青年们超越了囿于自我欢愉的自利主义和快乐原则,升华为超道德的社会价值询唤回应,将自身的主体能力与心智智慧“主动而自由地”置入“集体对我的需要”,通过扩大行为的利他性质,推升个体价值的境界。小镇青春中的二度自由至此表现出超越物欲、超越拜金的精神况味,就像“余罪”的带教师傅慢悠悠说体会,“清洁的精神总是蛰伏在每个人心里不知名的地方,在危难的时候,在命悬一发的时候,这种精神就会出现,会主导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让他干出不可思议的事,于是,这个世界就有了英雄。”
难道不正是这个十足中国气质的英雄梦境吸引了数十亿的点击?有为的青年们终将体验有温度的热血人生,不虚掷青春,亦不让渡自由。这个小镇青年从赋形伊始的“贱人余”一步步成长为“以血为证”的勇士,在无形中重合了斯皮尔伯格最为尊崇的“内心故事”:英雄不是文学中的构想,他们是所有历史的核心。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艺理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