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坦率地说，我一开始也想过拍一个传统的纪录片，讲福柯的故事、生活。他具备了那种罕见的传奇性，绝对会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去法国拍了很多资料，也找了很多当时的资料文献。但回来之后，我想来想去，中国有那么多纪录片导演，他们比我专业多了，各方面会比我拍得更好。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我要干的事是纯粹拍福柯的哲学思想。所以我将这部片子定义为一部纯粹讨论哲学的片子，不要故事和情节。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只有我能拍得出来。”
福柯，为边缘人群正名
如何选择访谈者？汪民安的方法是：“我到法国做学术交流时，说自己想拍一些福柯的研究专家，他们马上帮我联系法国研究福柯比较有名的专家。中国的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福柯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也都是长期研究福柯的专家。”
“当知识学科和权利规训都没有办法回应当下的主体建构，从而转向了古典的研究重心，在福柯的思想脉络中，对于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中普遍出现的巨婴现象和类人孩现象，不仅没有建构而且是相应的退后和萎缩，福柯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或是前瞻？”一位观众提问道。
汪民安回答说：“福柯有一本书叫做《不正常的人》，他说我们的社会把精神上和身体上健康的人都称之为正常人，而那些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不同的人被称为不正常的人。为什么社会要排斥疯子、同性恋者以及那些所谓的不正常人？这些都被他归为文化划分，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东西。
“所以福柯解释说，这并不是人类本身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人类慢慢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开始西方社会并不认同，福柯说我就是要把这种建构起来的东西摧毁。所以，福柯要为疯子正名，要为同性恋者正名，要为一切被排斥的、历史上以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人贬低的那些不正常的人正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是为所有的边缘人群，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异类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