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是，一百年过去了，阿斯特罗夫期望的幸福，并没有降临于皮特。这是一个痛苦且矛盾的表达：《百年酒馆》里的皮特是古典意义上的“体面人”，人类所能拥有最宝贵的理性和人文在皮特身上闪闪发光；另一方面，偏偏是皮特的理性被残酷地剥夺了，他是个随时会沉沦在个体黑暗世界中的精神病人。于是，契诃夫的医生穿越到《百年酒馆》里，拥有了“病人”的双重身份。
回头来看，当我们把“酒馆”和“樱桃园”并置讨论时，未尝不是面临相似的矛盾。当我们从路易的剧本联想到契诃夫时，两者之间相似的不止于剧情和人物塑造，他们真正分享的，是坦然面对生活荒诞面的诚恳爱意。面对芸芸众生的爱，在时间的洪流里共通着也共鸣着。但“酒馆”的身份是不可抹去的，布鲁克林的弹丸地不是种满樱桃树的庄园，这里没有独立于人类欲望法则之外、生生不息的自然。“酒馆”无论怎样都是酒馆，是斗殴、混乱和谋杀的地方，是欲望和欲望狭路相逢的逼仄地。因此，《百年酒馆》和契诃夫戏剧分享了太多的相似性之后，到结尾处，路易和契诃夫分道扬镳，他维持了自己的表达，写下晦暗的终局：一百年之后，布鲁克林区既没有樱桃园，也没有被城市打断的冷杉林，这里不曾有过大自然的景深，从来只有一个乌烟瘴气的破酒馆，在这里，医生变成了精神病人，喜剧演员取代了诗人。
(作者为爱丁堡大学在读博士)
《百年酒馆》和契诃夫之间的重要共鸣，在于主角们都没什么出息。上世纪初的批评家指责契诃夫的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的时候，实则是在说，他塑造的人物行动缺失。《百年酒馆》的主角霍瑞斯像极了契诃夫笔下的“舅舅”，几乎做不成任何事，然而他内心深处天真地爱着别人，哪怕一无所有仍会费力地讨好世界。我们从契诃夫、从《百年酒馆》的作者路易的目光里，看到的是源源不绝的善意——哪怕是糟糕的、被困的、没什么希望的人们，依旧是可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