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马丁·路德·金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新一代的拥护者是更折衷主义的，其政治光谱从左延伸到右，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由此全民基本收入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是一种贵族责任感——救济那些被智能机器人和更高效生产机器替代掉的可怜人。另一个版本是平等主义的普世主义，挑战私有的财富积累。还有版本把全民基本收入看作鼓励创业的火花。还有人只是简单地要延缓危险的大众叛乱。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成为一种后-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体现了左、右的折衷。但巴蒂斯托尼认为，这种跨意识形态恰恰是一个bug，而不是特色。因为基本收入是有政治野心的，对左或右都可能变成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左派批评者担心它会变成溶解掉福利国家剩余物的工具，支持者则认为它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人们得到的基本收入版本取决于塑造它的政治力量，而不是那些有清晰意识形态倾向的政策。巴蒂斯托尼因此提醒左派，在美国这个右派控制一切的国家要谨慎前行。
但他仍然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个好东西，资本主义无法使全球70亿人过上体面生活，这已经是它显著的缺陷。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不是问题的唯一答案，但也许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亦有试验，如印度。
在印度富人比穷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印度财政部在1月发布的年度经济调查中指出，这个问题对于该国的反贫困和社会计划“几乎是内在的”。 大部分资金都通过印度官僚机构进行流通，最终导致“向非贫穷和腐败的地方参与者泄漏”。但是，该部门表示，有方法可以确保经费实际上能够达到穷人。
